1927年4月，周恩来被捕。谁料，审讯他的人，竟是他的学生。他凑近周恩来，轻声说

1927年4月，周恩来被捕。谁料，审讯他的人，竟是他的学生。他凑近周恩来，轻声说：“周主任，您放宽心，我定会想法子救您出去。” 1927年四月，上海一片阴沉。 工人纠察队在街口巡逻，商务印书馆俱乐部里，周恩来整日被会议、电报和来回奔走裹着，外头风声一天比一天紧。 十一日深夜，一封急信送到指挥部，说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师师长斯烈急邀周恩来和顾顺章去司令部“商谈大事”。在场的人谁都摇头，直说现在往军营钻，是拿脑袋去顶枪口，多半是“调虎离山”，有人急得拍桌子，让他无论如何别去。 周恩来反复看着那封信，心里清楚，蒋介石已经在酝酿对白区共产党人和工人武装的清洗，如果彻底断了和军队里那点进步力量的联系，上海这场斗争会更被动。 他沉默良久，还是穿上外衣，带着人往宝山路天主堂走。 第二师司令部设在教堂里，人一进门，随行卫士的枪就被收走。 斯烈笑脸相迎，自称是为“消除误会”“共商合作”，口气很客气，真正涉及工人武装的问题，却总是含糊带过，把话题往外拐。时间被硬生生拖到凌晨。 城里忽然响起密集枪声，像一根鞭子劈在屋檐上。 周恩来当即明白，外面那一刀已经落下，他被扣在这里，指挥部就成了无头之军。 他站起身要回去，斯烈出言挽留，说外面太乱，留在这里“更安全”，又提一句“上面有命令，要随时维持秩序”。 桌子被猛地掀翻，茶杯滚到地上。 周恩来盯着他，把叛变革命、反对人民这些话一字一句甩出来，把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摆在他面前，让这个早年也拉过学生军、反过袁世凯的浙江师长，一时说不出话。 斯烈只低声说“也是奉命行事”。 这一头火药味正浓，那一头江浙区委已经收到消息。 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连夜向中央报告，又通过工人纠察队黄逸峰找到第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赵舒在军中资历老，又与斯烈旧交，他进了教堂，把斯烈叫进一间小屋，关起门来一顿严厉批评，从党性、军纪、前途说到情分，话压得很死：周恩来不能在这支军队手里倒下。 斯烈顶不住，只能答应放人。 周恩来在四月十二日凌晨离开天主堂，原打算直接回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继续指挥战斗，路上才听说大楼已经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工人纠察队和总指挥部被生生隔开。 上海街口遍布哨卡，白色恐怖压下来，他只好往黄浦江边去，雇一条小船渡江，藏到浦东棚户区，准备先躲过几天风头，再找机会离开上海。 浦东这片棚屋看着杂乱，已经被第二十六军列入严密布控的区域。 天一亮，第七团十多名士兵就在棚户间挨家搜捕，把这个穿长衫的青年揪出来，押到一师七团团部。 团长鲍靖中被叫来审问，他推门进屋，第一眼就愣住了：这不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吗。 鲍靖中，广东大埔人，一九二五年黄埔四期毕业，第一次东征时在何应钦率领的教导团，参加在惠州粉碎陈炯明部将林虎包抄的战斗立功，升营长；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伐东路军抵沪，他又被提拔为中校团长，驻防浦东。 屋外吵成一片。 副师长主张就地枪决，省事干脆；参谋长认为应先拘押，再请示因病住院的师长薛岳；师政治部代主任酆悌闷声不语，他当年也是黄埔课堂上的学生。 几股意见拉扯着，一边是军令，一边是旧情。 鲍靖中心里清楚，这件事一旦压到更高一层，就再翻不了身。 他先把看守士兵支走，屋里只剩他和周恩来，简短说明自己是黄埔学生，在课堂上受过教。 周恩来看着他，只点了点头。 不久，一套本团士兵的军装被悄悄拿进来。 周恩来换上，扣好扣子，低着头，像个普通士兵。门打开，他跟在团长身后走出小屋，穿过院里几道岗哨，士兵只向团长敬礼，没有多问一句。 这时酆悌匆匆赶到团部，说要了解“清共”情况。鲍靖中心里一紧，以为事情败露。 酆悌走进屋，看一眼，什么都没说，只例行问了几句工作进展，就转身离开。 这个装糊涂，让两个人都多出一口气。 鲍靖中加快脚步，带着这名“士兵”离开团部，穿过几道关卡，车一路晃到火车站附近，周恩来终于脱离这支部队，转入更深的隐蔽处。 那一阵密集的枪声，在上海城里继续炸响，追不上已经开远的车。 周恩来这条命，从天主堂到团部，先靠罗亦农、黄逸峰、赵舒这一线，在中共江浙区委、工人纠察队和军中党代表之间接力，又靠鲍靖中、酆悌在一师七团硬扛，才在两道枪口下转了出来。 鲍靖中的路后来换了方向。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国民党第二十军团任副师长，负伤退职，抗战胜利后闲居南京。解放后，他留在新中国的南京生活。一九五零年夏，周恩来到南京视察工作，行程紧张，却专门托时任市长刘伯承、副市长张霖之打听鲍靖中的下落。 一九五六年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周恩来陪同到南京参观，总算同鲍靖中取得联系，给他写去一封信，致以感谢和问候。 一九五七年，周恩来再次来到南京，特地上门看望这位旧日学生，又叮嘱市政府照顾好他的起居。 鲍靖中后来病逝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