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中国人......我是印度人”。 因长得像中国人，印度男青年在街头被围殴打死，近日，多家印媒都在关注印度24岁的年轻人安杰尔·查克马之死。 24岁的安杰尔・查克马用生命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像一根尖锐的刺，扎破了印度号称“多元包容”的泡沫。 这个来自东北邦的MBA学生，只是在夜晚和弟弟出门采购杂货，就因为一张偏向东亚的面孔，被6名醉酒男子扣上“中国人”的标签，在棍棒与刀具的围殴下，抢救16天后不治身亡。 他反复辩解的“我是印度人”，在那一刻显得格外苍白，而这起悲剧从来不是孤立的偶然，而是印度社会长期积累的种族偏见、区域矛盾与民粹情绪共同发酵的必然结果。 印度东北部的7个邦，被称为“七姐妹邦”，4500多万人口中，多数族群的外貌特征、文化习俗都与东南亚或中国南方更为接近，历史上这里就与印度本土缺乏紧密联结，是英国殖民时期被强行划入英属印度版图的。 这种先天的“疏离感”，让东北邦居民在印度本土一直处于“边缘人”的境地，疫情期间，这种歧视更是变本加厉，印度民权组织在2020年第一季度就登记了超过460起针对东北人的仇恨事件，而这些受害者无一例外都是持有印度国籍的本国公民。 查克马的遭遇，不过是这漫长歧视链条上最新、也最惨烈的一环，更深层的根源，在于印度社会根深蒂固的排他性思维，尤其是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浪潮。 莫迪政府上台后，为了凝聚选票、巩固统治，不断炒作宗教与种族对立，将少数族裔塑造成“资源掠夺者”或“国家安全威胁”。 2025年7月，阿萨姆邦政府以“打击非法移民”为由，对孟加拉裔穆斯林展开大规模驱逐，约2700户家庭流离失所，而这种“无差别攻击”的背后，本质上是借民族主义情绪转移国内矛盾。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长得像中国人”自然而然地成为新的歧视靶点，毕竟，中印边境的零星摩擦被右翼媒体反复放大，“中国威胁论”成了煽动民粹的廉价素材。 而那些外貌与中国人相似的东北邦居民，就成了这种情绪最安全的宣泄对象——他们没有强大的后盾，也缺乏有效的舆论发声渠道，殴打他们既不会引发外交纠纷，又能满足部分人“彰显爱国”的扭曲心理，简直是一场低成本的暴力表演。 更讽刺的是，这种歧视连印度的最高领导层都在默许甚至助推，2024年5月，莫迪在一场竞选造势大会上，手持一尊象头神像公开嘲讽“眼睛太小，看上去像中国制造”，台下的支持者掌声雷动。 一国总理在公开场合拿外貌特征开涮，传递的信号再明确不过：对“中国面孔”的歧视是被允许的，甚至是值得鼓励的。 当顶层设计都在默许这种偏见，底层社会的暴力自然会愈演愈烈，更令人无奈的是，印度至今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反种族歧视法律，2017年提交的《印度种族歧视法案》草案迟迟未能通过，2020年国家少数族裔委员会建议将“Chinky”列为禁词，也被政府束之高阁。 法律的缺位让施暴者有恃无恐，受害者求助无门，查克马被围殴时，周围或许有旁观者，但没人敢上前制止，因为在印度社会的潜意识里，“教训一个像中国人的东北人”似乎并不算什么大错。 查克马努力考上MBA，本想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却没想到，一张无法选择的面孔，最终让他的人生定格在了24岁。 这起悲剧也戳破了印度“大国崛起”的虚假外衣，一个真正的大国，首先要能包容本国境内的不同声音、不同文化、不同面孔，而不是靠歧视和暴力来维系表面的统一。 印度一边喊着“团结就是力量”，一边却对占总人口3.8%的东北邦居民视而不见；一边想在国际舞台上扮演“多边主义领导者”，一边却连国内的种族平等都无法实现。 查克马的遗言“我不是中国人……我是印度人”，是对自己身份的坚守，也是对这个国家的质问：为什么我生在印度、长在印度，却因为一张脸，就不能被当成真正的印度人？ 事实上，这种暴力最终伤害的还是印度自己，东北邦作为“东向行动”战略的核心区域，本应是印度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桥梁，却因为长期的种族矛盾陷入动荡，大量投资望而却步。 而对少数族裔的持续歧视，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这个国家失去认同，2025年曼尼普尔邦冲突中，就有年轻人加入反叛组织，高喊“与其被歧视致死，不如为独立而战”。 当一个国家把精力消耗在内部的互相敌视上，所谓的经济发展、国际地位，不过是空中楼阁。 查克马的死不是一个结束，如果印度不能正视自己的种族问题，不能用法律保护少数族裔的权利，不能摒弃民族主义的毒瘤，那么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查克马”，在本应安全的国土上，因为一张脸而遭遇无妄之灾。 说到底，种族歧视从来都不是某个群体的“天性”，而是权力操纵与社会冷漠共同培育的恶果，当6名醉酒男子挥起棍棒时，他们或许只是被情绪冲昏了头脑，但背后是整个社会对偏见的纵容，是政府对少数族裔权益的漠视，是媒体对仇恨情绪的放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