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一位北大数学系教授请教钱学森问题，钱学森却说：“连这样的问题你都不懂？”教授羞得满脸通红，转身走了。秘书看不过去，随后去´批评´钱学森，钱学森多年后却说：“张秘书对我的帮助很大！” 1956年深秋的北京中关村，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银杏叶落满石板路。 45岁的钱学森伏案疾书，钢笔尖在稿纸上划出沙沙声响，浑然不觉门外站着位面色赤红的北大教授。 这位数学系副教授刚被他一句“连这都不懂”怼得落荒而逃，门框上还留着对方仓促离去时撞落的粉笔灰。 这记耳光般的羞辱，最终由一位年轻秘书轻轻取下。 1955年10月，历经五年软禁的钱学森踏上罗湖桥头。 这位加州理工学院终身教授怀揣着两箱科研笔记，却在首都机场被记者问得手足无措：“钱先生，您打算何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彼时的中国科研界，仍弥漫着革命年代的朴素作风。 当钱学森在力学所首次会议上提议“建立实验室准入制度”时，台下老科学家面面相觑。 在他们看来，实验室就该像延安窑洞般门户大开。 更让众人不适的是他的行事风格，讨论方案时若有人提出异议，他便抱臂冷笑：“这算法连小学生都看得懂。” “海龟”与“土鳖”的碰撞，在1956年盛夏迎来爆发点。 北大数学系副教授登门求教，见钱学森埋首公式未抬头，竟在空荡的办公室站了半小时。 当终于获得提问机会时，迎接他的是嘲讽：“你也是教授？这问题教科书第三章就有答案！” 张可文的入职颇具戏剧性。 这位刚从北大数学系毕业的优等生，原在附中执教立体几何，因解题方法新颖被学生称为“几何女王”。 1956年7月，力学所人事处长三顾茅庐时，她正用粉笔在黑板上画抛物线：“钱先生要人？可我只懂解方程。” “我们需要能看懂他天书的人。” 人事处长指着钱学森的流体力学手稿，“您若能胜任，往后评职称算您重大立功。” 张可文盯着稿纸上蝌蚪般的微分方程，突然想起导师的叮嘱：“科学救国不分岗位。” 初次见面印证了她的猜想。 钱学森将一沓演算纸甩在桌上：“这些是空气动力学基础模型，三天内整理成讲义。” 没有寒暄，没有客套，仿佛她不是新秘书，而是随时待命的计算器。 张可文很快摸清了上司的脾性。 这位科学巨匠在工作时是台精密仪器，遇到难题会像孩童般噘嘴生闷气。 可一旦涉及学术讨论，眼神便锐利如刀。 最棘手的是他近乎洁癖的直率。 某次讨论火箭燃料配比，年轻技术员刚说出想法，钱学森直接打断：“荒谬！你高中物理及格了吗？” 转机出现在那个秋日午后。 张可文目睹北大教授夺门而逃后，在茶水间听见同事窃窃私语：“钱所长今天又把人骂哭了。” “人家好歹是副教授啊…”她捏着搪瓷缸的手紧了紧。 次日清晨，她抱着一摞文件推开所长办公室的门。 钱学森正对着苏联火箭图纸皱眉，见她进来也不抬头：“放桌上就行。” “所长，”张可文将文件竖在绘图板前，“昨天那位教授，是北大‘数学分析’教材的编写者。” 钢笔尖在纸上洇开墨点。 “他站着请教的样子，像不像您当年在加州理工熬夜推导公式？” 钱学森沉默了。 这位曾让美国海军次长惊呼“抵得上五个师”的天才，此刻像被戳中要害的学生。 张可文继续平静陈述：“您在美国可以骂学生笨，但在这里我们都是同志。” 这句话如钥匙旋开锁芯。 钱学森突然起身踱到窗前，指着院里的玉米感慨：“我在麻省理工带博士生时，有个犹太学生总算错数据。我把他骂到哭，系主任却说：‘钱，你毁了颗珍珠’。” 他转身时眼中锋芒渐柔：“小张，你昨天说的对。科学不该是居高临下的审判。” 钱学森开始在学术会议预留“提问缓冲期”，哪怕年轻技术员的设想幼稚可笑。 他主动将办公室的皮转椅换成硬木椅：“站着讨论更清醒”。 当苏联专家质疑中国火箭材料时，他难得露出笑容：“我们这位小张秘书的数学证明，比你们的计算机更可靠” 最动人的转变发生在1958年。 某次导弹试射失败后，年轻工程师躲在厕所抽泣。 钱学森递过手帕：“我当年搞火箭发动机，炸毁过加州沙漠里十二台样机。” 见对方诧异，他指着张可文补充：“现在有她帮我看路，炸得少了。” 1980年钱学森病重住院，张可文前去探望。 老人突然从枕头下摸出笔记本，扉页上是她1956年的笔迹：“同志，别忘了我们为何出发。” 新一代科研人员或许不知，他们习以为常的平等研讨氛围，源自1956年那个秋日。 一位北大才女用最朴素的道理，教会了“中国航天之父”何为“人间温度”。 主要信源：（光明网——钱学森归来后的故事-文摘报-光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