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对于白求恩，我们宣传的都是他如何高尚、如何伟大，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且拼尽全力救治中国人？ 要搞懂这个问题，就得先知道他来中国前有多牛。 白求恩可不是什么普通医生，他是当时北美医学界的明星人物。 1935年，白求恩当选美国胸外科学会执行委员，这在全美国只有5个名额。 他是蒙特利尔圣心医院的胸外科主任，北美胸外科的绝对权威。 他不光是地位高，技术更是硬核。他自己发明了12种外科手术器械，比如大名鼎鼎的“白求恩肋骨剪”，在当时都是顶尖货。 他还发表了14篇学术论文，是典型的技术派大咖。 说白了，他就是那种站在金字塔尖上的人，要钱有钱，要名有名，生活优渥。 可这位医学大牛，偏偏不走寻常路。1935年，他跑去苏联参加一个国际生理学大会。 这一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亲眼看到苏联的公费医疗制度，大受震撼，觉得这才是医生该干的事。 回来没多久，同年11月，他就干了一件让周围人惊掉下巴的事：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 从那一刻起，他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专家了，他有了自己的政治信仰。 有了信仰，就得行动。1936年，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爆发，白求恩二话不说，立马自己拉起一支医疗队就去了前线。 在西班牙，他可不是只埋头做手术。他发现伤员死得快，很多是因为失血过多。 于是他搞出了个大创新：世界上第一个战地移动血库。 就靠这个发明，他在8个月里亲自操刀了500多次输血手术，从死神手里抢回了无数人的命。 这时候你就能看出来，他已经不单单是个医生了，他是个用手术刀战斗的反法西斯战士。 在西班牙干得好好的，怎么又突然想到中国了？ 因为在他看来，西班牙和中国，就是同一个反法西斯战场的两条不同战线，而中国这边更需要人。 1937年7月，他在洛杉矶碰巧遇到了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 一听说中国抗战极度缺医少药，他当场就拍了板：“如果需要，我愿意到中国去！” 这还不够。后来，他又看到了美国记者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书里描写的延安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让他心生向往。 反法西斯的坚定信念，加上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那种理想社会的憧憬，这下，来中国的理由全都齐了。 他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战场，更是一片理想的热土。 1938年1月，他带着自己凑钱买的药品和全套医疗器材，从温哥华出发了。 到了武汉，国民党想用高官厚禄留住他，他理都不理，铁了心要去延安。 3月底，他终于抵达延安，当晚就跟毛泽东聊了个通宵。 他放话说，在前线，只要救治及时，75%的重伤员都能救活。 毛泽东一听，大为赞赏，立马批准他去最危险、最需要他的晋察冀边区。 他这一去，等于把一个世界顶级的胸外科手术室，直接搬到了炮火连天的战场上。 战场上条件差得难以想象，没关系，他自己想办法。 他发明了一种叫“卢沟桥”的药驮，其实就是个能用两头骡子驮着走的移动手术台。 这个“变形金刚”一样的驮包里，装着能做100次手术、换500次药的全部物资。 这玩意儿在当时，简直就是八路军的战地医疗神器。 他干起活来，简直就是个拼命三郎。 1939年4月的齐会战斗，他连续工作了69个小时，中间只睡了不到3小时。 一个人完成了115台手术，困了就让警卫员用冰水浇头提神。 就这样，手术成功率还高达80%。这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战场上，简直就是奇迹。 别人打仗是往后方撤，他是拼命往前线冲。他经常把手术台设在离前线只有五里地的小庙里。 有一次在涞源县孙家庄，炮弹就在手术室附近爆炸，房顶的土哗哗往下掉，警卫员急得催他赶紧撤离。 他眼睛都没抬一下，直接吼道：“给我安静点！手术要紧！” 你以为他就是个冷冰冰的工作机器？那也错了。 他会毫不犹豫地给伤员输自己的血，还说“战士们为国家流血，我为他们献点血是理所应当的”。 他把自己从加拿大带来的X光机、显微镜等宝贝疙瘩全都捐给了部队，自己跟士兵一样吃粗粮，穿一样的衣服。 但他对工作要求极严，近乎苛刻。有一次一个护士给伤员用错了药，他当场就发了火，严厉地批评了所有人。 因为在他看来，这关乎生命，容不得半点马虎。 这才是真实的白求恩，一个有血有肉、有脾气、有顶级专业精神的战士。 可惜，英雄的路总有尽头。1939年10月，在摩天岭的一次手术中，为了抢救一个重伤员，他的左手中指不小心被碎骨头划破了。 在当时缺医少药的环境下，这就是致命伤。他没停下，一直带伤工作，直到伤口感染恶化，转为败血症。 1939年11月12日，他在河北唐县黄石口村去世，年仅49岁。 他在中国的655天，就这么永远定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