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谢静宜被撤销一切职务，接受隔离审查。在审查的过程中，她的认错态度很好，几乎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因此最终她被免于起诉。 谢静宜1935年12月出生在河南商丘一个普通家庭，那时候家里条件一般，她从小就帮着干些家务活。1952年她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才17岁，部队生活让她学会了不少东西。次年春天，她从长春的793部队毕业，直接去了北京，进入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干保密工作。这份工作需要特别仔细，她每天处理文件，确保每份资料不出差错。从1953年到1976年，她一直在这行干了二十多年，中间没少加班。 1956年5月，谢静宜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还当了党支部组织委员和青年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工作上她挺积极，常常组织大家学习。1958年，她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学校进修，学了些专业知识，回来后继续在局里做事。1959年，她被调去做更重要的机要员，负责文件管理。那几年，她的工作越来越关键，领导也信任她。 1968年，谢静宜和迟群一起去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参与组织宣传队维持校园秩序。她在那儿担任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常委、中共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和副书记，还当了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这些职位让她接触到更多事务，她经常开会，强调工作要求。1970年，她升到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三年后又当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中国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年，她在相关会议上当选中央委员，并担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谢静宜的丈夫叫苏延勋，1973年通过她报告了些重要消息，事后得到认可。那段时间，她参与批林批孔运动，通过自己和迟群转达指示。197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了相关材料。她还参与了大批判组的工作。1975年1月，她继续当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那年11月20日，有人提出让她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虽然没实现，但她实际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能出席政治局会议。在1975年1月24日和25日的万人大会上，她发言批评周恩来，还带人进入中央政治局会场指责邓小平的整顿工作为右倾翻案风。 1976年10月6日晚，谢静宜接到市委办公室主任陈一夫的电话，通知她去北京市委开会。她去了大楼，进了会议室，但没见到其他人。很快，几名军人进来，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对她隔离审查，并撤销她党内外一切职务。从那天起，她就被隔离起来。 隔离审查第二天就开始了。审查组成员轮流问话，带着笔记本和录音设备。谢静宜回答了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市委的工作细节，比如1968年进入校园组织宣传队的事。她还说明了在市委的决策过程。审查员有时拿来文件让她看，她就写下自己的参与情况，承认某些决定有问题。 审查持续了好几个月，每天从早到晚。谢静宜写了自述材料，记录从机要员到市委书记的经历。审查员取走材料后，又问新问题，她都配合。一次，他们问1975年万人大会的事，她说明了发言内容和带人进入会场的行动。她的回答很详细，没有隐瞒什么。另一天，追问批林批孔运动的指示来源，她回忆了通过自己和迟群转达的过程。 隔离期间，谢静宜提供了很多内容，让审查组觉得意外。几个月后，审查结束。1983年审判相关人员时，法庭提到她在某些活动中的作用，但因为她坦白，最后免于起诉。 审查一结束，谢静宜的政治路就断了，被安排到一个小单位挂闲职。她没了原来的权力，日子过得低调。平时她读读书，写写东西，记下人生体会。晚年她住在北京一个四十多平方米的单元房，早起泡茶，看看外面街道。 谢静宜的丈夫苏延勋已经去世，她自己打理家务。儿子几次让她搬去一起住，她都不同意，坚持一个人过。她偶尔写文章，记录过去的工作片段。2017年3月25日，她在北京去世，8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