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大国的学者卢麒元，近日在北京公开发声。他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主张：“立法者每次参与都要政审！”他说，因为最严重的渗透，是通过“立规矩”。他发声针对两个事：第一，近几日我们的法律中出现了“优先采用国际标准”的条款；第二，立法者本身的背景与利益冲突政审。 毕竟，当“优先采用国际标准”的条款出现在法律里，当起草者的亲属悄然在海外布局资产，这些看似细微的缝隙，极有可能成为外部力量渗透的暗道。 先说“国际标准”这把双刃剑。过去十年中国光伏产业的遭遇最能说明问题：我们用性价比杀开国际市场，却被欧盟突然甩出的“环保新规”卡住脖子。 那些写进标准的参数，表面是技术规范，实则是量身定制的贸易壁垒。农业领域更直接，一颗苹果出口欧洲要过几十道检测，最终利润大头被掌握标准解释权的机构拿走。 卢麒元担心的不是接轨本身，而是当“优先采用”变成路径依赖，我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规则的主导权。 就像早年WAPI标准的夭折，不是技术不行，而是在“国际接轨”的呼声中，自主创新的空间被压缩了。 再说立法者的“动态政审”。传统政审是一次性的，进门查一遍就了事，但人性和利益关系是动态的。 比如某专家参与营商条例起草时配偶还在国内，三年后子女悄悄入籍海外，这期间他起草的“外资优先用地”条款，看似招商引资，实则可能为特定资本开路。 这种“合法的偏斜”比明目张胆的腐败更隐蔽——就像明朝海禁时期，官员一边喊着防倭寇，一边通过特批走私物资，最后带着资产投靠海盗。 卢麒元要的不是苛责海外关系，而是建立“项目制动态审查”：每次参与立法，都要重新核查本人及亲属的利益关联，就像飞行员起飞前的逐项检查，不是不信任，而是对规则制定权的敬畏。 这里有个关键矛盾：立法既是技术活，更是政治活。美国《芯片法案》起草团队清一色国防背景专家，欧盟《数字市场法案》刻意排除跨国公司参与，这些操作不是不懂“专业”，而是深谙规则背后的战略博弈。 中国近年在电动车、5G领域的标准突破，恰恰证明了当规则由自己主导时，技术优势才能转化为制度优势。 但问题在于，当立法者的利益链条延伸到境外，当“旋转门”现象开始滋生（比如前监管官员转身成为企业顾问），再好的技术也可能被歪嘴和尚念错经。 卢麒元的提议里藏着两个朴素逻辑：第一，规则的竞争是零和博弈，没有中间地带。你不掌握标准制定权，就只能被别人的标准卡脖子；第二，立法者的屁股必须坐在国家利益这边。 这不是搞“株连”，而是防范利益冲突——就像法官不能审自家案子，立法者若亲属在海外有重大资产，参与跨境电商法规制定时很难不潜意识偏向某方。 越南改革初期的教训够深刻：因为缺少动态审查，一些官员借立法漏洞转移国资，等发现时损失已无法挽回。 有人担心政审会限制人才，这其实是误解。真正的专业人才不怕透明，怕的是“带病上岗”的隐性风险。 上海试点的“履职体检”系统已经证明，动态申报不是淘汰机制，而是信任背书——只要如实披露，有海外经历反而是加分项。 卢麒元反对的是隐瞒和伪装，比如某环保法规起草者隐瞒自己是排放大户董事，导致污染物指标被“巧妙”遗漏。这种“专业能力”越强，对规则的破坏力越大。 更深层的，是全球博弈的战场转移。过去拼军舰飞机，现在拼规则标准。 当美国用《芯片法案》筑起技术壁垒，当欧盟用ESG标准重塑产业链，中国若不在立法环节设防，就可能陷入“用自己的笔，写别人的规则”的陷阱。 卢麒元举的例子很实在：某地在制定新能源政策时，突然加入“优先采购进口核心部件”条款，后来发现起草团队拿了海外企业的课题经费。这种“规则间谍”比军事间谍更危险，因为他们破坏的是国家发展的根基。 当然，动态政审需要配套机制。比如数字化监督平台，让立法过程透明可溯；比如细化利益回避清单，明确哪些关系必须申报、哪些岗位必须回避。 这不是搞运动式审查，而是建立常态化的“规则防火墙”。就像俄罗斯立法要查三代亲属背景，美国议员需披露海外资产，这些做法不是不相信人，而是对权力的敬畏。 卢麒元的警示，本质是对“制度安全”的焦虑。当全球化进入“规则重构期”，中国既要开门拥抱世界，又要防止“开门揖盗”。 立法权是国家主权的核心，每一条规则都是国家利益的具象化。政审不是目的，而是确保规则制定者始终站在14亿人这边的手段。 毕竟，我们输不起任何一次“规则失守”——光伏产业的教训还热乎，电动车标准的突围刚见成效，此刻守住立法的“笔杆子”，就是守住未来十年的发展主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