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堂哥，他今年七十多岁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做羊皮生意，挣了不少钱，是我们村中的万元户，是我们村中的首富，大家都很羡慕他。 那会儿他住的还是土坯房，跟别家没两样，只是堂屋墙上挂着个木头框子，里头镶着张县上发的“致富能手”奖状，红绸边都褪成粉的了。 我常看见他蹲在门槛上抽烟，烟锅子是铜的，擦得锃亮，抽两口就用拇指把烟灰弹在脚边的砖缝里，一声不吭。 娘跟我说：“你哥有钱了咋不显摆？隔壁二柱家刚盖了瓦房，他倒好，还守着这老房子。” 有年夏天我去他家玩，见他趴在炕桌上算账，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账本边角卷得像狗耳朵，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小字，有的地方还用红笔打了勾。 我凑过去问：“哥，你算啥呢？”他赶紧把账本合上，顺手拿过旁边的搪瓷缸子盖住，缸子沿上磕了个豁口，里头的茶水都凉透了。 后来听婶子抱怨，说他挣的钱“见不得光”，有回她想扯块花布做新袄，他掏出钱包数了半天，只给了五块钱，气得婶子哭了半夜。 村里人也有闲话，说“首富抠门”，“挣了钱忘了本”，他听见了也不恼，照样每天扛着杆秤去村口收羊皮，秤砣晃悠晃悠，称完了还得让卖主自己再看一眼刻度。 八六年冬天特别冷，雪下了一尺厚，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堂哥家灯还亮着，窗户上映着个弯腰的影子。 我溜到窗根下往里瞅，见他正拿刷子刷羊皮，每一张都铺在木板上，顺着毛势刷，刷完了翻过来摸皮子，指腹在肉面上搓来搓去，嘴里还念叨着啥。 突然他咳嗽起来，咳得直不起腰，婶子在里屋骂：“不要命了！冻出病来拿啥看？”他回了句：“这批皮子得赶在年前发走，人家等着做皮衣呢，不能掺一张次的。” 那年开春，村东头的狗蛋考上了中专，家里没钱交学费，狗蛋爹找了好几家借钱都碰了壁，最后硬着头皮去了堂哥家。 我正好在他家借镰刀，听见狗蛋爹在院里搓着手说：“陈哥，你看能不能……”话没说完，堂哥就进了屋，出来时手里攥着个信封，塞给狗蛋爹：“拿着，不够再来找我。” 狗蛋爹千恩万谢地走了，我纳闷问：“哥，你不是没钱给婶子扯布吗？”他摸了摸我的头，没说话，转身又去翻他的账本，红笔在某一页打了个新的勾。 后来我才知道，那账本上的小字，记的根本不是收入支出，而是谁家孩子上学差钱，谁家老人看病缺药，打勾的都是已经帮过的。 有回县上供销社的人来村里，说能弄到便宜羊皮，利润比正经收的高一半，只要掺在好皮子里头卖，看不出来。 堂哥当时正在给羊皮喷水保湿，手里的喷壶“啪嗒”掉在地上，水洒了一地，他指着门口说：“你走吧，我这庙小，容不下你这路财。” 那人走的时候骂骂咧咧：“死脑筋！有钱不赚是傻子！”堂哥没接话，蹲在地上捡喷壶，手指被壶嘴划了个口子，血珠滴在羊皮上，红得刺眼。 再后来，市场上假羊皮越来越多，他的真羊皮卖不动，仓库里堆了大半屋，最后只能半价处理，本钱都没回来。 有人说他傻，守着“诚信”当饭吃，他听了就嘿嘿笑：“钱没了能再挣，要是名声臭了，走在村里都得低着头，划不来。” 他不做羊皮生意后，把账本收进了木箱子，上了锁，钥匙挂在裤腰带上，干活的时候叮叮当当作响。 我结婚那年，他来喝喜酒，送了个红包，里面不是钱，是张纸条，写着：“生意做赔了不怕，良心做亏了才怕——你哥记。” 现在我自己开了个小超市，进货的时候总想起他刷羊皮的样子，每回都要拆开包装看保质期，有回供应商说“就差两天没事”，我想起堂哥划出血的手指，摇了摇头把货退了。 上个月回老家，堂哥从箱子里翻出那本旧账本，封皮都快掉了，他戴上老花镜一页页翻，翻到狗蛋那页，红勾旁边又用铅笔写了行小字：“狗蛋现在是医生了，去年给三奶瞧病没收钱。” 他指着那行字笑：“你看，这账记的值不值？钱花出去是流水，人心暖了，能传好远呢。” 我看着他满是皱纹的手，突然明白，当年村里人羡慕他的万元户头衔，其实他真正的“财富”，早就在那本卷了边的账本里——每一笔勾，都勾着一颗热乎的心；每一页纸，都写着“踏实”两个字，比任何奖状都亮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