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五岁那年娘跟人跑了，爹整天喝酒，喝醉了就打我。后来爹也死了，我就跟着大伯过。大伯家五个孩子，我去了就是第六张嘴。从那时候起，我就没穿过一件囫囵衣裳，冬天光脚踩雪地里捡柴火，脚后跟裂得跟老树皮似的。 大伯母是个寡言的女人，手背上布满了冻疮和老茧，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磨面、喂猪，忙到深夜还在缝补一家人的衣服。她从没说过嫌弃我的话，只是每次盛饭时，都会悄悄往我碗里多舀一勺红薯；我捡柴火回来冻得直哆嗦，她会把我的脚揣进她的棉袄里暖着，嘴里念叨“娃的脚咋冻成这样，明天给你找双旧鞋”。 五岁那年，娘跟着别人走了，没留下一句话。 爹开始整天抱着酒坛，喝醉了就红着眼骂，巴掌落在我身上时，冬天的风都比他的手温柔些。 后来他也走了，在后山的土坡上缩成一个小小的坟包。 我成了大伯家的第六张嘴，五个堂兄妹挤在土炕上，我抱着膝盖坐在炕角，那时候我总在想，这个家里多我一个，是不是真的太挤了？ 冬天的雪片子打着脸，我光脚踩在雪地里捡柴火，脚后跟裂开的口子渗着血珠，冻得发木，像老树皮上的沟壑。 大伯母话少，手背上常年堆着冻疮，老茧比针脚还密。 天不亮她就蹲在磨盘前，吱呀声里转出一家人的口粮，喂完猪又去缝补衣服，油灯昏黄时，她的影子在墙上拉得老长。 我从没听她说过“你是累赘”这样的话——倒是我自己，总在心里反复掂量这句话的重量。 但每次盛饭，她的勺子总会在我碗里多顿一下，红薯块堆得比堂兄妹们高出一截； 有次我捡柴回来，冻得牙齿打颤，她突然把我拽到炕边，一把将我的脚揣进她的棉袄里，暖和的热气裹上来，她的手搓着我的脚踝，嘴里嘟囔：“娃的脚咋冻成这样？明天说啥给你找双旧鞋，可不敢再光脚了。” 我一直以为，她不说嫌弃，是因为大伯的面子，是因为她是“好嫂子”该有的样子； 直到那天她棉袄里的温度烫到我心里，才突然明白，在五个孩子都填不饱肚子的年月，多舀的那勺红薯，揣进怀里的那双脚，哪有什么“应该”？不过是她自己也苦，却舍不得让我更苦罢了。 她从没说过“爱”或“疼”，可那勺多出来的红薯，那双揣进棉袄的脚，让我在漫天风雪里，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飘着的蒲公英；后来我走南闯北，见过太多繁华与落魄，总记得蹲下来给乞讨的老人买个馒头，给加班的同事留盏灯——那些沉默的善意，早就在我心里生了根。 那年冬天过去，我脚上真的有了双旧棉鞋，虽然前头开了胶，却暖得能焐化冰碴子。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真正的温暖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在自己也难的时候，还愿意分一点光给别人。 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沉默的人——话不多，手脚却总比嘴快——不妨递杯热水，说句“你也歇会儿”，他们的好，值得被看见。 如今想起那年冬天的雪地，脚后跟的裂口好像还在疼，但更清晰的，是大伯母棉袄里的温度，是她嘟囔时呼出的白气，混着灶膛里柴火的焦香，把整个童年的冷，都烘成了暖烘烘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