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说：“在我刚当上院长不久后，有个演员就跟我谈话，跟我拍桌子，就拍了一下站起来说，北京人艺养不活我，听到这话，我当时第一句话就说，我说你可以走，你辞职吧，别干了。” 这句简短的回应，看似强硬，实则揭开了话剧行业长久存在的矛盾，也折射出北京人艺七十年来从未动摇的底色。 在北京人艺，编制内演员的月薪普遍只有三四千元，即便是一级演员，一场演出的报酬也不过一两千元，这与其在影视剧中一集六位数的收入、或是平台带货一场数百万的收益相去甚远。 刚入院的年轻演员待遇更低，曾有人以合同工身份在人艺工作一年，没有五险一金，底薪仅一千元出头，即便加上演出补贴，月薪也才四五千元。 而这样的收入水平，在北京这样的城市，扣除房租、生活费后所剩无几，不少年轻演员不得不像闫川那样兼职艺考老师，或是像马艺卓一样转行拍广告，才能维持生计。 但冯远征的回应，根源在于北京人艺刻在骨子里的规矩。这家有着七十余年历史的剧院，一直信奉 “戏比天大” 的准则，排练厅的墙壁上印着这句话，更落实在日常管理中。 在这里，演员的薪酬与演出场次、角色难度直接挂钩，而非名气大小，即便是老艺术家迟到两分钟，也要自觉承担打扫排练厅的惩罚。 冯远征上任后，更是完善了考核制度：迟到三次扣全年绩效，台词不过关停发津贴，演出期间接私活会被要求泡在资料室补基本功。 这些规矩的背后，是对艺术纯粹性的坚守 —— 人艺提供的不仅是一份工资，更是打磨演技的平台和传承经典的机会。 这种坚守，在话剧行业的大环境下更显珍贵。当前话剧市场的生态尚未成熟，票房几乎是剧目唯一的收入来源，而一场演出的票房要先扣除三分之一的场租，再支付票务代理、舞台技术等成本，演员能拿到的仅占总票房的 20%。小剧场一轮演出总票房多在 30 万到 50 万元，大剧场也不过 200 万到 300 万元，上座率必须达到六成以上才能盈亏平衡。 更现实的是，话剧观众集中在一线城市，不少地方演出上座率只有三成左右，像雷恪生这样的老艺术家，演一场话剧也只能拿一千元，收入远不及影视行业。 行业困境催生了选择的分化。《戏剧新生活》里的嘉宾们，有的卖烤串补贴剧团，有的做机票代理维持生计，即便是与孟京辉合作二十年的 “戏剧老炮儿”，存款也只有两万元。北京人艺也有演员离开，或是像那位拍桌子的演员一样，既想保留剧院编制，又贪恋外部市场的高收入。 但冯远征的态度很明确：人艺的招牌不能用来 “变现”，挂着人艺名头在外挣钱的，要么按比例交回收入，要么专注剧院工作，想 “两头占” 行不通。这并非不近人情，而是对行业规律的清醒认知 —— 话剧本就不是赚大钱的行当，留下的人必须耐得住寂寞。 这些年，北京人艺一直在平衡坚守与发展。冯远征重新开办停办多年的学员班，亲自带着年轻人练基本功，把《正红旗下》的主角交给二十二岁的新人；剧院推出《杜甫》《正红旗下》等新剧目，同时坚持《茶馆》等经典驻演，全年演出上座率接近满场。 他们也在尝试突破，像其他剧团一样探索高清戏剧影像，让舞台艺术突破时空限制。但这些努力的前提，始终是对艺术品质的坚持，正如冯远征所说，人艺是块金字招牌，需要一代代人擦亮，谁都不能躺着吃老本。 冯远征的 “可以走”，从来不是要逼走演员，而是要筛选出真正认同 “戏比天大” 的同行。话剧行业的发展确实需要改善演员待遇，需要培养更多观众，需要完善市场生态，但更需要守住底线 —— 艺术不能用金钱衡量，演员的价值终究要靠舞台上的角色证明。 那些留在人艺的演员，或许月薪不高，但能在《茶馆》的舞台上传承经典，能被观众记住一个个鲜活的角色，这份职业尊严，正是北京人艺能 “养活” 演员的真正内核。 如今，北京人艺的排练厅里，依旧有人在凌晨练台词，道具箱上 “排练场流汗，舞台才不会流泪” 的字迹清晰可见。冯远征的那句话，早已超出了管理范畴，成为行业的一面镜子：在名利与艺术之间，每个从业者都得做个明确的选择，而真正的艺术生命力，从来都生长在坚守的土壤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