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老总临终前，对侄女彭梅魁说：我的存款，你留下3000，剩下3000给景希珍。 这句话说出口时，病房里很安静。1974年的秋天，北京的气温已经转凉，彭德怀躺在病床上，呼吸并不均匀，说话时需要停顿，但意思表达得十分明确。 彭梅魁听得清楚，却一时没有追问原因。对彭德怀而言，这不是一时起意，而是多年积压在心里的一个念头。 这笔钱并不多。彭德怀一生清俭，衣物简单，饮食从简，存款主要来自组织发还的工资与补助。彭德怀从未把钱当作私产，更谈不上积攒财富。 正因如此，这个分配方式显得格外郑重。彭德怀没有提到其他亲属，只点了两个名字，一个是彭梅魁，一个是景希珍。 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志愿军司令部设在朝鲜前线，条件极为艰苦。警卫员的工作并不只是站岗放哨，而是随时面对炮火与空袭。 景希珍正是在这一年被调入司令部，负责彭德怀的安全警卫。 彭德怀对警卫工作要求严格。指挥所转移时，彭德怀坚持与普通战士同样的行军节奏，不允许因为首长身份而改变部署。 有一次空袭警报响起，彭德怀仍在研究地图，景希珍与战友强行将彭德怀转移到安全位置。事后彭德怀并未责备，只是叮嘱一句：“警卫员职责在前，判断要准。” 战争结束后，彭德怀回国工作，景希珍继续随行。两人的关系并未因为战事结束而疏远，反而在长期相处中形成默契。景希珍负责生活起居，提醒彭德怀按时休息。 彭德怀关心景希珍的学习情况，要求景希珍补文化课，遇到探亲假期还询问景希珍家中情况。这样的交往并不张扬，却很稳定。 1959年后，彭德怀的处境发生变化。离开重要岗位后，彭德怀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表示，可以另行调动，以免受到牵连。 景希珍没有提出离开。彭德怀并未强留，只反复叮嘱景希珍要为家庭考虑。此后数年，彭德怀被安排到不同地区，生活条件简陋，景希珍始终在身边照料。 在西南工作期间，彭德怀了解到景希珍家庭人口多、负担重，曾通过合规方式给予帮助。这种帮助并不频繁，也不公开，但彭德怀始终记在心里。 后来形势再次变化，1966年冬天，彭德怀被紧急召离四川。成都火车站送别时，景希珍未能随行。彭德怀握着景希珍的手，说了一句让景希珍记了很多年的话：“以后路要走稳。” 这一别之后，通信中断。景希珍不知道彭德怀的具体情况，只能从零散消息中得知彭德怀身体状况不佳。时间一天天过去，景希珍心中始终放不下。 病房里，彭德怀回忆的并不是职务与荣誉，而是具体的人和事。彭德怀想到朝鲜前线的警报声，想到成都站台的那次握手，也想到景希珍一家仍然过着不宽裕的日子。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彭德怀把那笔存款做了明确安排。 彭梅魁记下了这句话，却并未当场多问。彭德怀闭上眼睛，像是完成了一件早该完成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