仗打到最要命的时候，粟裕给中央发电报，说能不能给每个战士搞半斤猪肉，五包烟。中央回电，批。而且直接加倍：每人一斤猪肉，五包烟。一个前一秒还在啃窝头的兵，下一秒手里塞过来一斤冒着油花的猪肉，手都哆嗦得差点没拿住。这不是吃的，这是命啊。80万斤猪肉，哪来的？天上掉下来的？是从老区老乡家里，一头一头凑出来的。 1948年的隆冬，淮海战场的局势就像当时的天气一样，冻得要把人崩裂。就在两军几十万人马在陈官庄死死顶牛、耗到这口气都快断了的节骨眼上，粟裕向中央发出了一封这一辈子也没敢想过的电报。他没要炮弹，没要冬装，却开口要一样在当时看来比命还金贵的东西：给前线几十万战士，每人发半斤猪肉，五包烟。 这电报要是放在平时，看着都得让人发愣，可在那个滴水成冰、冻硬了馒头的战壕里，这就是关乎胜败的算计。粟裕在前线那个简陋的指挥所里，眼睛盯着那一双双长满冻疮、甚至连枪栓都快拉不动的手。战士们太苦了，连续二十多天的鏖战，很多人靠着掺雪水的凉水和像石头一样的冷窝头吊着一口气。这不是单纯的肚子饿，是人体机能到了极限，要是肚子里再没点油水，那股最后冲锋的精气神儿随时会散。 这封电报飞到了西柏坡。周恩来的回复比所有人的预想都要快，也要更狠——“同意。直接加倍：每人一斤猪肉，五包香烟。还下了死命令，十天之内必须送到。 一张轻飘飘的纸，落地时却重得让人喘不过气。一斤猪肉乘以几十万大军，就是80万斤。彼时物资匮乏，肉食稀缺，需从民众口粮中层层调拨。 这80万斤肉和几百万包烟，不是单纯的物资，它是无数个家庭破碎的过年梦拼凑起来的。山东临沂那边，村干部进了李老汉的院子，那两头原本是为了给儿子娶媳妇养的黑猪，是全家好几年的指望。可听完前线的情况，老汉二话没说，把这是“家事”还是“国事”分得清清楚楚，直接把两头猪赶出了圈。 而在安徽宿县，张老汉家里连头猪都没有，他干了一件更决绝的事：把家里那头原本用来活命耕田的老黄牛牵到集市上卖了。手里攥着那点带着体温的卖牛钱，他跑遍了周边三个村庄，硬是凑够了一头猪的钱交给支前队。他说得直白，解放军在前头流血，他献头猪算个啥。 除了肉类，香烟的筹备同样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解放区的小型卷烟厂，原日产仅数千包，经工人三班倒昼夜奋战，产能提升至日产两万包。为了防止这几百万包烟在路上受潮，乡亲们把压箱底的木箱、油纸全翻出来了，把烟裹了一层又一层。 万事俱备，真正的挑战才刚刚拉开序幕。那是1948年的冬天，没有现在的冷链卡车，只有泥泞不堪的土路和刺骨的北风。怎么把肉新鲜地送到千里之外？老百姓的智慧是被逼出来的。大家发明了“土法冷链”：把猪肉用油纸裹紧，塞进木箱，四周填满稻草，最上面再盖上一层厚厚的积雪。 这就是陈毅后来口中那“小车推出来的胜利”的缩影。543万民工，推着吱呀作响的独轮车，用脚底板在冰天雪地上走出了这条补给线。山东莱东的唐和恩，出门时手里攥着根不到一米的小竹竿，那是他的拐杖，也是他的记事本。他在上面刻下了途经的88个地名，这一路走了五千多里。最惊险的时候，过冰河赶路，他脱了棉衣扛着车跳进冰水里。刚上岸，敌人的轰炸机就来了，为了躲炸弹，一群人光着膀子在雪地里跑了一公里，冻得浑身发紫。 还有一次，飞机把路炸烂了，唐和恩拉车绳子崩断，一头栽在地上，门牙磕飞了，满嘴是血。他从破棉袄里扯出一团棉花塞住伤口，爬起来继续推，那句“豁出命也得送到”不是什么豪言壮语，是咬着牙带着血说出来的实情。 当这80万斤带着体温的猪肉和几百万包“飞马牌”香烟终于抵达阵地时，那个场景足以让最坚硬的汉子落泪。前线支起了大锅，猪肉炖粉条的香气哪怕在寒风里也压不住，直往鼻子里钻。有些战士啃了半个多月冰窝头，手里捧着那冒油花的肉块，手哆嗦得甚至有些拿不住。 有个小兵一边往嘴里塞肉一边哭，说老乡把过年的猪都捐了，这仗要打不赢怎么有脸回去。那些拿到烟的老兵，把这几包烟当命根子，有个战士甚至舍不得抽，把包烟的纸撕开，把烟丝撒进肉汤里炖，说是这样连五脏六腑都有了烟味。 但这对于对面的国民党军来说，就是最残酷的刑罚。被围在陈官庄近四十天的杜聿明集团早就弹尽粮绝，士兵们为了抢空投下来的一点发霉大饼能自相残杀，更多的只能去啃树皮、挖麦苗，甚至杀战友的马。当解放军阵地上飘过去的肉香成了最可怕的“化学武器”，防线从心里就开始崩了。有人闻着味儿就也没心思抵抗了，短短20天，就有1.4万人扔了枪跑过来，不是被子弹打怕了，是被那碗红烧肉和那句“兄弟过来吃饭”给招安了。 现在回头看，总有人问为什么60万能吃掉80万全美械装备的精锐。其实答案不在枪炮里，就藏在这每一斤猪肉、每一口香烟里。蒋介石的补给靠的是飞机看天吃饭，还被层层克扣；解放军的补给靠的是唐和恩们的脚板和张老汉卖牛的钱。战士们嘴里吃的不仅是卡路里，是几百万老百姓托付的性命和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