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吴荣森，已经引起了特务的注意，他察觉到危险，正准备撤离时，却收到一份十万火急的情报！ 换作旁人早拎着行李连夜跑路，可吴荣森盯着手里的情报，指尖都在发颤，愣是把撤离的船票塞进了衣兜最深处。 谁能想到，这张薄薄的纸片上，记着敌人天亮后就要实施的“清剿计划”——17个地下党联络点的具体位置、32位同志的名单，还有即将运抵城郊仓库、要用来阻拦解放军进城的一批重武器参数。 吴荣森在敌人宪兵队潜伏了三年，从最初端茶倒水的普通文书，熬到能接触核心情报的副组长，靠的就是谨小慎微，可这次，他没法再“谨慎”。 特务的怀疑不是空穴来风。前几天他传递的一份军火运输情报，让敌人损失了一批弹药，特务头子已经在办公室摔了茶杯，扬言要“挖出血老鼠”。 组织给的撤离船票是凌晨三点的，再过四个小时就能登船脱险，可这份情报要是晚到一步，32位同志的性命就没了，解放军进城的路线也会多一道致命阻碍。 吴荣森摸了摸胸口的船票，纸张已经被手心的汗浸湿。他想起入党时的誓言，想起和他单线联系的老陈——上个月还冒着大雨给他送密写药水，说“我们多扛一天，城里百姓就少受一天罪”。 名单上的同志里，有负责印刷传单的学生，有给解放军送粮食的商贩，还有刚结婚不久的女交通员，他们都是冲着“解放”两个字，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革命。 他没敢回家收拾行李，怕被盯梢的特务发现异常。从宪兵队宿舍出来，他把情报用密写药水写在一张《申报》的广告栏背面，卷成细卷塞进掏空的毛笔杆里，外面套上笔帽，装作下班去买笔墨的普通职员。 街上的特务比往常多了两倍，路口的岗哨逐个盘查，他故意放慢脚步，在杂货铺买了包烟，给岗哨递了一根，笑着说“下班回家给孩子描红”，才蒙混过关。 约定的接头地点在城南的老茶馆，可他刚走到巷口，就看见两个穿黑风衣的特务在门口转悠——联络点可能已经暴露了。 吴荣森心里一沉，转身拐进旁边的裁缝铺，老板是地下党的外围成员，看到他递过来的毛笔，立刻明白了意思。趁着给特务量体裁衣的功夫，老板悄悄把情报转给了前来取衣服的交通员，还特意叮嘱“按最高等级传递，天亮前必须送到”。 等吴荣森走出裁缝铺，天已经蒙蒙亮了。撤离的船早就开了，他的宿舍已经被特务查封，只能钻进城郊的贫民窟隐藏。 接下来的三天，他靠着百姓的接济躲躲藏藏，好几次差点被特务发现，直到解放军进城的炮火声响起，他才从地窖里走出来，看到街上飘扬的红旗，忍不住蹲在地上哭了。 后来他才知道，正是因为那份情报及时送达，32位同志全部安全转移，敌人的重武器也被解放军提前截获，进城战斗比预计的少了很多伤亡。 组织上找到他时，他衣兜⾥的船票还在，只是边角已经磨得发白。有人问他，当时就没想过自己会牺牲吗？他摇摇头，指着胸前的党徽说：“我是党员，情报比我的命重要，这些同志的命，比我更重要。” 1949年的城市街头，像吴荣森这样的地下党员还有很多。他们没有穿军装，没有拿武器，却在敌人的心脏里潜伏，用智慧和勇气传递着希望。 他们不是不怕死，只是心里装着更多人的安危；他们不是不珍惜生命，只是把信仰看得比生命更重。 那些藏在毛笔杆里的情报，那些在巷子里的紧急接头，那些放弃生机的抉择，都是革命年代最真实的写照。 没有他们在黑暗中的坚守，就没有后来的光明。我们今天安稳的生活，正是无数个“吴荣森”用隐忍和牺牲换来的。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