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萧克召集宋时轮开会，要求他交出兵权，去延安学习。宋时轮直接反驳，萧克怒吼道：“我毙了你！” 宋时轮毫不示弱，掏出手枪，与萧克对峙。 宋时轮出生于1907年湖南醴陵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早年接受基础教育，1926年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次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毕业后，他参与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在革命队伍中逐步担任重要职务。长征过程中，他负责红军大学上级干部队的训练工作，确保部队在艰苦环境中维持战斗力。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出任八路军120师358旅716团团长，率部进入雁北地区开辟根据地，同时兼任雁北支队支队长和政治委员。在冀东，他领导部队与当地抗日武装协作，开展游击作战，破坏日军后勤线路。1938年，他担任第四纵队司令员，指挥部队在平原地区活动，攻克多个敌占城镇，部队一度扩展到数万人规模。他的军事经历反映了从基层到指挥层的逐步积累，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实际作用。 萧克生于1907年湖南嘉禾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早年就读师范学校，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投入北伐战争。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随后到井冈山，任红四军31团党代表。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他指挥部队扩展根据地，进行游击作战。长征中，他领导红六军团西征，担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协调部队穿越复杂地带，保障供给线。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初，他率部进入冀西，组建冀热察挺进军，任司令员，实施战略部署。他的指挥风格注重整体规划，在开辟根据地方面有具体贡献。两人背景相似，都从黄埔起步，通过革命实践成长为高级将领，但各自经历塑造了不同的军事视角，为后来分歧埋下种子。 1938年夏，冀东平原爆发大规模抗日武装起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八路军第四纵队与当地义军结合，部队一度达到10万人。起义部队利用地形隐蔽，攻克平谷和蓟县等地，打击日军控制区。日军从北平和天津方向反扑，使用机械化部队和空中轰炸，导致义军迅速瓦解。宋时轮率剩余4000人撤到平西，整顿部队。起义虽失败，但暴露了日军在冀东的弱点，为后续抗日活动提供经验。1939年春，萧克抵达平西，提出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展平北的方针。宋时轮对这一战略持有不同意见，认为应优先反击冀东。组织决定让宋时轮去延安学习，引发进一步不满。4月，冀东抗联总司令高志远被捕并枪决，萧克主持审讯，以通敌罪名执行。这一事件加剧内部矛盾，宋时轮和邓华联名上书要求调整职务，但遭拒绝。萧克任命程世才为参谋长，接管部分部队，进一步激化对立。 冀热察挺进军于1939年2月成立，以八路军第四纵队为基础，合并冀东起义部队，直属八路军总部，由晋察冀军区代管。萧克任司令员，程世才任参谋长，伍晋南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多个团级单位，执行三位一体战略任务。部队粉碎日军对平西根据地的多次进攻，开辟平北和冀东地区，创建根据地。起义背景源于1938年7月冀东暴动，涉及20多个县，攻克9座县城，组建冀东抗日联军。暴动规模浩大，参加者达20万人，但日军反扑导致损失惨重，仅剩少数部队撤出。挺进军整合这些力量，开展游击战，破坏日军交通线。内部调整中，高志远事件成为转折点，导致部分军官不满。宋时轮在冲突后带领1500名战士离开，邓华和程世才相继离队，部队人心浮动，许多冀东战士脱离队伍。挺进军内部问题影响了作战效率，根据地建设面临挑战。 1942年2月，晋察冀军区精简整编，冀热察挺进军番号撤销，所属部队编入晋察冀军区框架，继续抗日斗争。萧克在回忆录中承认1939年冲突为其军事生涯重大失误。宋时轮抵达延安后参加学习，调整岗位，继续投身抗日事业。两人冲突源于战略分歧和权力重组，在抗日大背景下暴露了部队整合难度。高志远被杀事件源于举报通敌，萧克根据证据执行，但引发连锁反应，导致部队流失。挺进军虽短暂存在，但为冀热察根据地奠基，打击日军据点。抗日战争中，这样的内部摩擦虽存在，却未改变整体抵抗格局。宋时轮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担任指挥职务，萧克继续军事工作，直至新中国成立。历史档案记录了这些事件，反映了革命队伍在复杂环境下的适应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