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晚年非常惨，两个儿子已经牺牲了十多年，他和妻子潘兰珍生活困顿，有时甚至断粮半个月，但在他都吃不上饭的时候，身上其实怀有两万元巨款。 陈独秀的晚年，简直是“虎落平阳被犬欺”的真实写照。 1927年，他因大革命错误被开除党籍后，告别政治舞台，辗转多地躲避追捕。 1932年被捕入狱，南京老虎桥监狱的铁窗磨去了他的锐气，却磨不掉骨子里的硬气。 这两万元巨款，并非来路不明的横财，而是国立编译馆预支给他的《小学识字教本》稿酬 。这本倾注他晚年心血的著作，是他想留给世人的最后学术遗产，这笔钱在当时能买上千担大米，足够普通人家安稳过一辈子，可他宁愿让妻子潘兰珍去纱厂做工，自己在石墙院的田埂上种土豆填肚子，也绝不动用分文。 潘兰珍跟着他没享过一天福。这个比陈独秀小29岁的江苏女子，13岁就进纱厂当童工，受尽苦难后与隐姓埋名的陈独秀相遇，不求名分只求相伴 。1932年陈独秀被捕，她二话不说跑到南京，在老虎桥监狱外租了间小破屋，每天步行十几里路送牢饭，一送就是五年。出狱后两人辗转到重庆江津，本想寻个安宁，却连基本温饱都成了难题。有一次断粮第十三天，潘兰珍实在撑不住，顶着烈日去山上挖野菜，回来时脚底磨出了血泡，陈独秀看着她手里枯蔫的野菜，红着眼眶却只说了句“再等等，书快校完了”。 他的“硬气”，在穷困潦倒时更显棱角分明。1937年出狱当天，国民党特务丁默邨就来拉拢，想让他住进中央党部招待所，被他一口回绝：“我只想做个平民，不想再沾政治的边” 。后来蒋介石又派朱家骅送来10万元经费，邀他另组政党，甚至许以劳动部部长之位，他冷笑回应：“杀了我两个儿子，还想让我当你的官？” 胡适来劝他进国防参议会，也被他断然拒绝，只留下一句“我和蒋介石不共戴天” 。那些带着政治条件的馈赠，在他眼里比毒药还难咽，哪怕饿肚子，也绝不拿尊严做交易。 1939年搬到江津鹤山坪石墙院后，日子更是清苦到极致。这座川东石砌小院偏僻荒凉，往返县城要步行六个多小时，看报都成了奢侈事 。他住的十平米小屋，只有一桌两凳，床上铺着破旧的棉絮，冬天漏风夏天闷热。为了补贴家用，他只好靠卖字换粮食，老乡们知道他爱面子，就借口求楹联条幅，悄悄在笔墨纸砚旁放上米和面 。有一次小偷闯进家中，翻遍全屋只找到几件旧衣服，根本想不到这个连米都吃不上的老头，枕头下藏着两万元巨款。 他把这笔钱看得比命还重，只因那是学术的尊严。在狱中时他就开始编纂《小学识字教本》，出狱后更是潜心修订，哪怕高血压时常发作，也坚持在油灯下校勘字句。他想让这本著作顺利出版，让更多人能读懂汉字的精髓，这笔稿酬是对他学术的认可，更是他晚年唯一的精神寄托。潘兰珍懂他的心思，从不多问，只是默默扛起生活的重担，哪怕自己偷偷典当陪嫁的银簪，也从不提动用稿酬的事。 晚年的陈独秀，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双重煎熬。长子陈延年1927年在上海被捕，面对屠刀宁死不跪，被乱刀砍死；次子陈乔年同年在南京就义，牺牲时才26岁 。每逢清明，他都会独自坐在石墙院的玉兰树下，对着故乡的方向沉默半天，浑浊的眼睛里满是痛楚。周恩来曾带着朱蕴山专程来看望他，劝他去延安，他摇着头拒绝：“大钊死了，延年死了，我身边已经没有可靠的人了，何必去添麻烦” 。那份固执里，藏着不为人知的孤独与悲凉。 1942年5月27日，63岁的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离世，临终前仍惦记着未出版的书稿 。他到死都没动那两万元稿酬，这笔钱最终随着他的著作出版，成了留给潘兰珍最后的生活保障。这位一生桀骜的先驱，纵然晚年落魄，却始终坚守着内心的底线——不依附权贵，不背弃信仰，不玷污学术。 陈独秀的晚年，穷的是物质，富的是风骨。两万元巨款与半个月断粮的强烈反差，恰恰印证了他“贫贱不能移”的气节。他或许有过政治失误，但这份深入骨髓的硬气，这份对尊严的坚守，值得后人永远铭记。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