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初的一天，28岁的张连芳，被组织派往西北执行项绝密任务。在正式执行任务前，她突然被要求拍一张特殊的照片，其实这张照片，就是遗照。 张连芳没问原因，只是抿了抿嘴，点了头。她从不多话，也习惯不问。任务布置得很简单，只说去新疆马兰基地报到，带上最基本的换洗衣物，照片交上来后即刻启程。 那天她偷偷把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也塞进了行李，那本书已经翻旧了。 马兰基地的风很硬，张连芳下飞机的那一刻，砂子就钻进了牙缝里。她还没来得及熟悉环境，就被带去参加了为期几天的简短飞行适应性训练。 几天下来，她才知道，任务不是普通的调动，而是参与国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空中监测。这不是模拟，也不是演习，是实战。 张连芳飞行经验丰富，早在1959年，她就被分配到空军第十三师担任领航员。她飞惯了复杂天气、戈壁乱流、简陋设备，在这种环境下生存，她早就熟了。 但这一次不同，这是她头一次面对核爆炸带来的真实威胁。高空中的强辐射、导航不明、没有地标、风速极高，这一切都意味着极限。 任务要求她在核爆炸后的第一时间驾驶飞机进入爆心上空，收集核尘、气体、数据，这些数据事关国家核战略成败。这个阶段，没有替补，没有退路。 张连芳白天飞行训练，晚上加班校对仪器操作流程，还得和工程人员反复演练通讯和应急预案。她知道，一旦出错，飞机就可能永远回不来。 1964年10月16日那天，张连芳在机舱里盘旋高空。地面爆炸倒计时结束后，一道强光在罗布泊上空炸裂，她本能地抓紧操纵杆，仪表盘的指针轻微跳动。 片刻后，飞机接近爆心上空，张连芳按流程启动采样设备。操作员说设备正常，她只是轻轻点头，继续盘旋。 飞行任务总共持续不到二十分钟，但那是她人生中最漫长的时间。落地后，机组成员解除了防护装备，每人都疲惫不堪。 张连芳没说一句话，她只是脱下厚重的飞行服，坐在跑道边盯着远处的烟云，头发被风吹乱了，她没去理。 这次任务之后，张连芳又连续参与了数次空中监测任务。每次飞行前，医生都要进行身体评估，但她从未拒绝任何一次高风险的升空。 那些年，整个基地保持极高保密状态，张连芳的名字从未出现在任何公开资料里。 她从未对家人提起任务细节，甚至很多年后，她的亲人都以为她只是调动到了西北普通的飞行单位。直到1990年，张连芳正式退役，才断断续续在小范围讲过那一年里的事情。 张连芳不是英雄，但她也不是普通的士兵。在中国核试验历史中，有太多像她这样默默无名的人。他们接受任务、完成任务、再归于平静。 没有鲜花，也没有掌声。 那张遗照，直到她退役后才重新拿到手。照片里的她年轻、坚定，没有笑。她一直留着这张照片，夹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封底。 她说，那一年，国家需要她，她去了，这一生就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