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23日，小河会议结束后，毛主席突然找到贺龙，神色凝重地说：“有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 “什么话？“贺龙有些惊讶。 “你虽然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但实际上没有带兵打仗，实在受委屈了。“这句话，毛主席憋了很久。 贺龙1896年出生于湖南桑植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生活艰辛，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从事反袁护国活动。1916年，他用两把菜刀夺取芭茅溪盐税局枪支，拉起一支小队伍，开启武装反抗道路。此后参与护国战争，任湘西讨袁护国军第一梯团团长，在湘西战场上指挥部队作战。北伐时期，他逐步升迁，1926年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次年升为第二十军军长，率部参与多场战役。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贺龙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南昌起义总指挥，领导部队攻占关键据点。起义失败后，他回到湘西重建队伍，1930年建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组建红二军团，在洪湖地区扩大影响力。1935年率红二军团参加长征，到达陕北与中央红军会师。抗日战争期间，任八路军120师师长，在晋西北开辟根据地，参与百团大战，破坏日军交通线。1945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领导根据地建设。 贺龙的革命历程反映出从地方武装到正规军队的转变过程，早年经历让他积累了实战经验。加入共产党后，他坚持根据地建设，在长征中率部穿越艰苦地带，确保部队完整抵达陕北。抗日时期，120师在晋西北坚持游击战，打击日伪军，保障后方补给。百团大战中，他的部队破坏铁路桥梁，切断敌方补给，展现出机动灵活的战术运用。这些经历让他成为共产党军队的重要将领，战功赫赫却注重集体协作。1947年之前，他的履历聚焦于前线指挥，率领部队在枪林弹雨中推进革命事业。这种背景让他在解放战争中承担更全面的责任，体现出革命队伍的组织纪律性。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小河会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讨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会议确定西北战场调整，贺龙统一指挥陕甘宁和晋绥两区后方工作。当时国民党军25万人进攻陕北，胡宗南部占领延安，西北野战军兵力仅2.6万人，需运动战周旋。晋绥解放区成为西北战场命脉，需要专人经营根据地，提供兵员粮草弹药，同时抵御阎锡山部袭扰。贺龙的任务吃力不讨好，涉及琐碎事务，没有前线战功。毛泽东将贺龙比作汉朝萧何，彭德怀比作韩信，强调后方保障的重要性。贺龙接受安排，专注后勤管理，体现出大局观。 贺龙在后方工作中跑遍晋西北村庄，动员群众捐粮，组织军民开荒40万亩，应对大旱和粮食短缺。他提出一手拿枪一手拿锄，领导大生产运动，整合零散兵工厂，在兴县建立军区工业部，每月生产10万发子弹和5万枚手榴弹。面对国民党封锁，他加强边区防御，指挥部队阻击敌袭扰，确保物资运输。在黄河渡口调度船只，保障补给线畅通。为陕北转战布置隐蔽交通线，提供安全支持。从1947年至1949年，晋绥根据地筹集45万吨粮食、120万斤棉花、50万匹布匹，组织23万人次民工担架队。这些努力支撑西北野战军作战，体现出后方工作的关键作用。 贺龙的后方保障直接影响战场胜负，国民党进攻陕北时，后勤补给成为决定因素。他协调资源，及时送达前线所需，体现出组织能力的全面性。晋绥根据地的发展不止于军事，还涉及经济生产，军民结合的生产模式提升了根据地自给自足能力。这种转变虽让贺龙远离前线指挥，却为整体胜利提供基础。历史中类似角色往往被忽略，但贺龙的贡献在于将个人经验转化为集体利益，保障革命进程。 1949年后，贺龙率部队解放大西南，指挥大军攻占成都等地，国民党军溃败。1950年参与剿匪作战，在川西山区清剿残敌，巩固地区稳定。1952年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继续国防建设。同年调中央工作，参与国家事务。1954年任国家体委主任，推动体育运动，提出发展体育增强人民体质方针。在西南区建立第一支专业体工队，修建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建国初期，他将体育与军事结合，强调体育服务生产和国防，推广广播体操，建立各类体育协会。 贺龙在新中国体育事业中发挥开拓作用，组织全国比赛，推动乒乓球游泳等项目发展。体育方针至今影响深远，强调群众参与，提升国民素质。他的工作从军事转向民生，体现出革命者适应新形势的能力。1955年授予元帅军衔，认可其军事和建设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