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9月30日夜，谢银才登着梯子爬上墙头，慢慢探出脑袋，顿时大吃一惊，只见墙头后蹲着黑压压的敌人。他还没来得及出声，一把刺刀悄无声息地刺了过来。 刺刀刺进腰侧，他咬牙没吭一声，死死抓住墙头没让自己翻下来，怕惊动下方待命的战友。墙后的日军见他不动，以为他吓傻了，伸手要把人拽过去。 谢银才一头撞上去，砸中敌人鼻梁，借机滑下梯子，落地时伤口剧痛，他一手捂着腰，一手抓住怀里那张纸条，转身往巷子里冲。 追兵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身后不断有子弹飞来。他熟悉这一带的巷子，故意拐进两处死胡同，用破旧的柴垛挡住视线，贴墙慢慢移出去。 他没忘自己身上的任务，那张写着敌军据点坐标和兵力部署的纸条，是三天来队里连续侦察得出的结果。若是消息送不回去，李家庄几百条命都悬着。 夜色下，他咬牙穿过两片菜地，衣角裹着伤口，半身血早染红了褂子。远处传来狗叫声，他心里有些急了，这动静太大容易暴露。 谢银才是河北献县人，1938年入的冀中军区五分区游击队，从那年冬天起，经历过五次扫荡，腿上还有一次被铁片划伤的印子。他清楚敌人惯用的“封锁围剿”，特别是自百团大战打响后，日军调集了华北的警备队，拼命摧毁铁路、据点、联络线。 这一带刚被炸毁的津浦铁路支线才恢复没几天，日军已开始筹备“囚笼战术”加设据点。这次任务正是上级安排突入该据点外围，查清敌人调动节奏。 原本以为是个普通的侦察行动，结果他爬墙的时候，敌人早布下了埋伏。 血顺着指缝往出渗，他每跑一步，腰侧的伤口就像被人用烧红的烙铁烫一下，疼得眼前直发黑。他不敢停下，怀里的纸条被手汗浸得发潮，字迹却依旧清晰，那是战友们用铅笔头在糙纸上一笔一划刻下的，每一个坐标都藏着生死。他想起三天前出发时，队长拍着他的肩膀说“银才，这活你熟，务必把消息带回来”，也想起李家庄的大娘往他手里塞热红薯时，反复叮嘱“孩子，注意安全”。这些画面在脑子里转，竟压过了伤口的疼。 狗叫声越来越近，还夹杂着日军的吆喝声。他突然拐进一个堆满秸秆的小院，反手扣住柴门。秸秆堆后面有个地窖口，是之前跟乡亲们挖的，用来藏粮食和伤员。他摸索着掀开木板，钻进去的瞬间，外面传来了日军踹门的声音。地窖里漆黑一片，血腥味在密闭的空间里格外浓，他靠在土墙上，才发现自己的褂子已经和伤口粘在了一起，稍一动就是钻心的疼。他不敢大口喘气，怕被外面的敌人听见，只能攥着纸条，听着上面的脚步声来来往往。 日军在村里搜了半个多小时，骂骂咧咧地走了。他等了许久，才敢慢慢掀开地窖口的木板。夜色更浓了，星星被云遮住，村里静得可怕。他从秸秆堆里翻出之前藏的布条，咬着牙把伤口简单包扎了一下。布条上的粗布摩擦着伤口，疼得他浑身发抖，可他知道，必须现在走，敌人说不定还会回来。 他贴着墙根，慢慢往村外挪。百团大战打响后，这样的危险成了家常便饭。日军的“囚笼战术”看似严密，到处建据点、挖封锁沟，可他们忘了，这土地上的每一条巷子、每一块菜地，都是游击队的阵地。谢银才就是靠着这份熟悉，一次次化险为夷。他想起腿上那道铁片划伤的印子，是去年扫荡时，为了掩护乡亲们转移留下的，当时他也是这样，咬着牙没吭声。 天快亮的时候，他终于看到了游击队的联络点。门口的暗号灯在夜色里闪了三下，他心里一松，眼前一黑，差点栽倒。战友们冲出来接住他，看到他怀里的纸条，又看到他染血的褂子，都红了眼眶。他被抬进去的时候，还攥着纸条不放，直到队长说“银才，消息送到了，李家庄安全了”，他才放心地昏了过去。 后来有人问他，当时怕不怕。他醒过来后笑着说“怕啥，纸条在，心就在，乡亲们和战友们都在，没什么好怕的”。那张三天天侦察得来的纸条，最终帮游击队端掉了日军的三个据点，打破了他们的“囚笼”计划。而谢银才腰侧的伤疤，成了他最光荣的勋章。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