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大授衔后，远在大洋彼岸的李奇微看到报纸上十大元帅的名单后，命人送到麦克阿瑟那里，麦克阿瑟看到后，气得拍起了桌子：“马修这是想羞辱我吗？他这意思分明是说，在中国还有九个跟彭德怀一个级别的人存在，而朝鲜战场上只派了一个彭德怀就把我们十几个国家打败了！” 一九五五年的纸张很薄，压在桌上却像压着一整场战争。 十大元帅的名单从北京漂到大洋彼岸，李奇微看了一眼，把报纸折好，吩咐送去给麦克阿瑟。 那位老将军戴上眼镜看完，手一抬，桌子先挨了一巴掌，茶水晃出来，人像是被拽回了鸭绿江边的冷风里。 这口气从哪儿憋起的，还得往前追很远。 一八六六年，朝鲜处死了几名美国和法国的传教士，军舰开到近海，计划结成联军，真要登陆时又缩回去。一八八二年，美朝在天津签条约，特地写上一句“彼此遭受不公正对待要互相支援”，听着挺讲义气。 轮到甲午战争，这句漂亮话就露了底。 清廷惨败，日本人闯进朝鲜，美国既没有动兵，也不愿多走一步，在外交上干脆把朝鲜往边上挪。后来不少军政人物回忆，当时对朝鲜的印象就是穷、远、不值得，真该下血本的是欧洲和太平洋，半岛不过夹在中间的一块石头。 二战结束，格局翻篇。 苏联从北线压下，美国从南线上去，三八线划在地图上，半岛被切成两截。一九四八年，杜鲁门公开强调，美国不要在朝鲜陷得太深，不能谁在那儿开一枪，华盛顿就跟着把仗打大。这句话听上去挺冷静，离一九五零年的炮声却只差两年。 另一边，新中国刚刚站起来。 解放军打到海边，毛主席和中央心里明白得很：如果让敌对力量把阵地推到鸭绿江边，东北老家迟早不得安生。 美国和苏联盯着的是中国这块大棋盘，可脚底下那条缝恰恰就是朝鲜。 等半岛起火，美军披着联合国军的牌号上阵，中国志愿军顶着“最可爱的人”这个称呼越过江去，几路人马在冰天雪地里撞在了一起。 对麦克阿瑟来说，朝鲜一开始不过是太平洋战史后面的一道附加题。 他习惯用一种老成看戏的眼光审视战场。第一次战役过后，前线的报告一份份压到总司令部：大批中国军队已经投入战斗，人数多，打得也狠，不能再把对手当小股部队。这些提醒从山沟里一路传到东京，到了麦克阿瑟耳边，却被他一句“他们撑不了多久，两星期内就能结束”压了回去。 接下来第八集团军照旧一路猛冲，在志愿军布好的几道口袋阵里被打得七零八落，公路上堆满丢下的武器车辆，司令沃克死在慌乱撤退途中，这是美国军界抹不掉的阴影。 两位统帅的差别，不止在脾气，更在那七百英里的距离。 麦克阿瑟人窝在东京，隔着海看战报和沙盘，数字不合心意就当估算偏差。 彭德怀把指挥部往前线一点点挪，带着参谋翻山趟河去看阵地，火力点、穿插线、伏击位得自己用眼睛量，很多决心是在前沿阵地上琢磨出来的，不是在灯光底下推演出来的。 战局失控以后，华盛顿按捺不住，决定请麦克阿瑟退场，让李奇微接手。 新来的总司令心里门儿清，白宫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给出的政策红线，谁踩上去谁吃苦头，所以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往前线跑。几场硬仗打下来，他发现一个规律：志愿军的猛攻大多能咬住七天，前几天像潮水一样往前扑，过了这个坎，火力和动作都慢下来，补给绷到极限。 抓住这条脉，他琢磨出了那套“磁性战术”。 阵地不再一味后退，而是像磁铁一样先把志愿军黏住，在对方最猛的几天硬顶着，等那股子劲过去，再配合大规模空袭，对公路、桥梁和运输队做所谓“空中绞杀”。 结果就是，山路上越来越多背着弹药粮食的身影，黑夜里趁着星光赶路，天刚蒙亮就得抬头提防飞机。 靠着这一套打法，联合国军从溃退边缘拉回到僵持线上，李奇微在美国国内也被捧成“把局面救回来”的人物。林登约翰逊当面追问麦克阿瑟：假如真把中国军队赶回鸭绿江对岸，而中国既不签条约，也不谈未来安排，美国下一步准备怎么办。 这一问，把整场战争的空心处戳了个正着。 麦克阿瑟说不出什么长远方案，只习惯性地强调中国撑不久，不会一直打下去。 为什么要打，打成什么样算够，付出到什么程度该止损，这几道题在美国高层心里一直模模糊糊。类似的迷糊，在中东也能看到。以色列建国之初，是苏联先伸手承认，美国后来才意识到这块小地方的价值，急匆匆挤进去，局面越拖越乱。 名单上的彭德怀三个字，落在麦克阿瑟眼里，很难只被当成一个对手的名字，更像是一整段记忆的封条。那行字提醒人们，朝鲜那些被轻看的山沟雪谷，曾让十几个国家摔了个跟头。 纸张静静铺在桌上，老将军的指尖慢慢移过一个个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