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在核查全国财政账册时，意外发现了“空白官印账簿”“这种先盖印后填写”的做法。他对此大为震惊，认为这是官员们预谋欺君、盗用官印、为日后舞弊大开方便之门的铁证。朱元璋的反应极为激烈，史载其“盛怒”，并认定这是官官相护、欺瞒皇权的严重罪行。 根据《万历野获编》等史料记载，明朝初期为加强中央集权，对财政管理极为严格。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府、州、县等地方机构，必须派遣官员（计吏）携带详尽的钱粮及财政收支账册，前往中央户部进行核对。只有当地方上报的数字与户部的记录完全相符，才能完成年度结算。然而，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地方账册与中央记录出现细微差错是大概率事件。若因此往返重造，将耗费大量时间。为解决这一实际困难，各地官员便形成了一种惯例：在出发前，先在空白账簿上盖好官印，以便在京城核对时，一旦发现数字不符，可立即在空白页上重新填写，无需返回重盖印章。 浙江宁海人郑士利冒死上书试图为“空印”行为辩护。他指出，这种做法是权宜之计，且自元朝以来就有先例，国家也从未明令禁止。更重要的是，没有人在立国之初就规定“空印”为死罪，因此“不教而诛”有失公允。 然而，朱元璋并未采纳他的建议，反而认为这是有人在为涉案官员开脱，下令追查幕后主使。 对所有涉及“空印”行为的官员进行严惩。主印官员（负责印章的官员）被处死，副手及以下官员则被杖打一百并流放充军。据《明史》等史料记载，此案牵连甚广，被处死者达数百人，甚至有说法称与后续的郭桓案合计被杀者达七、八万人。 关于空印案的具体发生时间和牵连人数，史学界至今仍存在争议。案发时间方面，有洪武九年（1376年）、洪武十五年（1382年）等多种说法。牵连人数方面，除“数百人”外，也有“数万人”、“与郭桓案合计七、八万人”的说法。这些争议反映了史料记载的复杂性和后世研究的不同视角。 空印案是朱元璋在开国初期，通过极端手段重塑官僚体系、强化皇权统治的典型案例。它震慑了官场，短期内强化了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控制，但也造成了官场的普遍恐惧和僵化。官员因惧怕犯错而变得保守，行政效率下降，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警示。 "空印案"的处理，深刻体现了朱元璋对官僚体系的极度不信任，以及他以“重典治乱世”的统治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