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31岁的阎锡山，娶了14岁的小妾，洞房之夜，阎锡山对小妾说：“你躺下吧，你只负责传宗接代，我不会喜欢你的，我只爱我的原配夫人！”事后，他便溜进了徐竹青的房间。 1914年冬天，太原阎府的洞房里，红烛摇曳。31岁的阎锡山端坐在喜床边，对面是个还带着稚气的14岁小姑娘，大同许家的女儿许兰森。 她鬓角的碎发还没梳顺，小手死死揪着嫁衣下摆，指尖发白，连抬头看他一眼都不敢。她不懂什么“香火延续”的家族重担，只知道自己被送进这个显赫人家，从此一切都由别人做主。 阎锡山心里惦记的，却一直是成婚多年的原配徐竹青。自1897年成亲起，两人过了17年，却始终没有一个孩子。阎家是读书人家，最重“后代”二字，父亲阎书堂焦虑不已。徐竹青四处寻医问药，从太原到天津，方子攒了一摞，终究也只能认命。 她干脆自己开口，让丈夫纳妾，还亲自从娘家挑了堂妹进门。那年，堂妹刚上女子学堂，名字叫徐兰森，在一些记载里，她还被写作“许氏”。 新婚之夜，阎锡山走进小妾房，把要说的话一股脑丢下，“只是为了阎家香火。”转身离开时，他又回到徐竹青房中，轻声安抚：“就算有了新人，我的心也在你这里。娶她只是对家族有个交代。” 这番话，听着像是“深情不改”，细想却冷得很。他用对原配的“专一”，为纳妾找到体面的理由，却没想过，那个14岁少女的命，从此被钉在“生育工具”四个字上。 洞房夜之后的日子，印证了他所说的一切。阎锡山极少踏进徐兰森院子，除了“该去的时候”，其余时间都在原配房里。阎府里人尽皆知，大太太徐竹青才是真正的“主母”，管家理事、招呼宾客，都由她一手撑着。 徐兰森则像个被藏在阴影里的影子，说话轻声细气，走路不敢抬头，吃饭时要等徐竹青先动筷，自己才能伸手。 她先后为阎家生下5个儿子，阎家的香火算是彻底稳住了。可阎锡山定下的规矩却更冷：所有孩子都必须叫徐竹青“母亲”，对亲生母亲，只能喊“二姨”。 夜深人静的时候，孩子们害怕了，会本能地往生母亲怀里钻，“妈妈”二字哽在喉咙里，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许兰森抱着孩子，眼泪掉在被褥上，第二天还得笑脸侍奉，不敢有半句怨言。 这样的日子一僵就是十几年。 1930年，中原大战失利，阎锡山避居大连半年，阎府的规矩松动了许多。孩子们这才有机会在亲妈面前自然地撒娇，“妈妈”两个字，终于脱口而出。 1931年元宵节，阎锡山回到山西，在家宴上，大儿子树宽当着满桌亲友，第一次公开喊许兰森“妈妈”。阎锡山抬眼看了徐竹青一眼，只说：“她本来就是亲妈，叫叫怎么了。” 这句看似不经意的话，却像把刀，静静落在徐竹青心里。第二天，她收拾了两只箱子离开阎府，在太原城南一条小巷独居三十年。阎府每月派人送钱送米，她一律退回。 1960年她去世，人们在枕头底下找到一个紫檀小匣，里面整齐码着50枚银元，那是1914年丈夫给她“抓药治不孕”的钱，她一分未花。 许兰森这边，看似“母以子贵”，实际却始终抬不起头。她完成了阎家的任务，却很长时间连听孩子喊一声“娘”都要偷偷摸摸。 阎锡山晚年去了台湾，书房里挂着一幅墨竹图，他时常盯着看很久，忽然来一句：“山西的竹子，在台湾活不长。”外人只当他感慨乡愁，真正懂的人知道，他说的是那些留在太原、活在旧日规矩里的女人。 从外表看，这是一段“原配贤惠、小妾知命、丈夫专情”的旧式婚姻；仔细一看，却是两位女性共同承担的长久隐痛：一个守着名分，被迫为丈夫纳妾让路；一个被推进门，只负责生儿育女，连亲情都得让位给规矩。 在民国初年，像阎锡山这样受过新式教育、口头支持“妇女解放”的军政人物，并不少见。他们在台上讲新思想，回到家里照旧娶妻纳妾。统计数字说，山西军政要员中七成以上都有妾室，九成是为了传宗接代。冷冰冰的比例背后，是一个个少女被推上婚床的背影。 百年之后再看这段往事，不是为了简单地谴责谁“薄情”，而是看清旧式婚姻对女性怎样层层裹挟：没有选择权，没有话语权，连“做谁的母亲”都由别人决定。 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婚姻自由、人格平等，是在无数这样的沉默故事之上，一点点换来的。记住许兰森和徐竹青，不是为了渲染苦难，而是提醒自己：任何打着“家族”“责任”“深情”名义、却以牺牲他人尊严为代价的安排，都不值得浪漫化。 只有彼此尊重、彼此成全的婚姻，才真正配得上“白头到老”四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