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女知青黄丽萍带着农村丈夫回宁波探亲，没曾想，当丈夫看到墙上挂着的照片时却吓得出了一身冷汗，随后便提出了离婚的要求！ 黄丽萍的丈夫叫王大山，是陕北绥德一个土生土长的庄稼汉，比黄丽萍大两岁，皮肤黝黑，手掌布满老茧，指节因为常年扛锄头、拉板车变得格外粗壮。 1969年的春天，18岁的黄丽萍背着行李从宁波来到绥德插队，火车越往西开，窗外的建筑越稀疏，最后只剩下连绵的黄土坡。刚到知青点的第一个月，她就哭了三回﹣﹣水土不服起了满脸红疹，下地干活磨破了手掌，夜里躺在冰冷的土炕上，听着窗外的风声，格外想念家里的暖炕和母亲做的汤圆。 王大山就是那时候闯进黄丽萍的生活的。他是村里的生产队长，见这城里来的姑娘细皮嫩肉，干农活连锄头都握不稳，就主动揽下了她的重活。春种时帮她挑粪桶，秋收时帮她割谷子，黄丽萍的手掌磨破了，他就从自家灶膛里掏草木灰给她敷上，说这土法子止血快。 一来二去，两人就好上了。黄丽萍没跟家里细说王大山的身份，只说找了个本分的农村人，家里人在信里千叮万嘱，让她自己拿主意。1971年，两人在村里办了婚礼，没有婚纱没有酒席，就用两床新被褥，把知青点的小土屋当成了家。 婚后的日子苦是苦，可甜也实打实。王大山知道黄丽萍爱吃甜，就把队里分的红糖省下来，藏在炕席底下，等她想家的时候拿出来冲碗红糖水；黄丽萍知道王大山识字少，就每天晚上教他写自己的名字，看着他歪歪扭扭写出“王大山”三个字，两人能乐呵半宿。 1973年秋收过后，队里给知青批了探亲假，黄丽萍琢磨着结婚两年了，该带王大山回宁波见见父母。临出发前，王大山特意翻出了过年才舍得穿的蓝布褂子，把头发梳得溜光，一路上攥着黄丽萍的手，紧张得手心直冒汗。 到了宁波的家，王大山彻底傻眼了。不是他想象中的小平房，而是一栋带院子的二层小楼，院子里种着他叫不上名字的花，屋里的地板擦得能照见人影，还有那台亮闪闪的缝纫机，在陕北可是稀罕物。 黄丽萍的父母倒是热情，端上了他从没吃过的海鱼、海虾，可王大山坐立难安，筷子都不敢伸得太远。直到他抬头瞥见客厅墙上挂着的全家福，整个人像被冻住了似的，后背瞬间浸出一身冷汗，手里的筷子“啪嗒”掉在桌子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那照片上，黄丽萍的父亲穿着笔挺的军装，胸前挂着好几枚亮闪闪的勋章，母亲穿着一身干部制服，眉眼间透着干练。旁边站着的黄丽萍，穿着小皮鞋，扎着麻花辫，哪里还有半点陕北知青的样子！ 王大山的脑子“嗡嗡”响，他总算明白，黄丽萍说的“普通家庭”，压根就不普通！她爹是部队里的干部，她娘是城里的职工，而他呢？就是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手里的老茧比脸上的皱纹还多。 那天晚上，王大山躺在客房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自己家的土窑洞，想起那二亩薄田，想起村里人看他的眼神，再想起黄丽萍父母看他时，那藏不住的惊讶。他越想越觉得憋屈，越想越觉得自己配不上黄丽萍。 天刚蒙蒙亮，王大山就红着眼眶找到黄丽萍，声音沙哑得不成样子：“丽萍，咱离婚吧。” 黄丽萍一下子就懵了，眼泪唰地掉了下来：“你疯了？好好的离啥婚！” 王大山别过脸，不敢看她的眼睛：“我配不上你。你家是干部家庭，我是泥腿子，咱俩不是一路人。我不能耽误你，不能让你跟着我在农村受苦，更不能让你爹娘跟着丢脸。” 这话像刀子一样扎在黄丽萍心上，她拽着王大山的胳膊，哭着喊：“我不嫌你是农民！在陕北的日子，你对我有多好，我记一辈子！我要的不是什么干部女婿的身份，我要的是你这个人！” 黄丽萍的父母也看出了端倪，把王大山叫到屋里，拍着他的肩膀说：“孩子，别想太多。丽萍跟着你，我们看在眼里，你是个实在人。身份算啥？日子过得踏实才是真的。” 王大山愣了好久，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他以为的天堑，在家人的包容下，竟成了通途。 探亲假结束后，王大山跟着黄丽萍回了陕北。后来知青返城，黄丽萍没有丢下王大山，而是带着他一起回了宁波，夫妻俩靠着勤劳的双手，把小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那个年代，身份和成分像一道无形的门槛，拦住了太多人的脚步。可真正的爱情，从来不会被这些东西困住。它藏在一碗红糖水的甜里，藏在一双布满老茧的手里，更藏在不离不弃的坚守里。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