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16日，医生根据罗健夫的遗愿剖开了他的遗体，结果震惊发现，他全身都布满了癌肿，胸腔里的肿瘤甚至比心脏还大，现场的医生和护士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时间回到一年多以前，也就是1981年，罗健夫在攻克一项国家级科研项目时，胸口就开始莫名剧痛。 同事们看他脸色惨白，额头冒汗，都劝他去医院看看。 可他总是摆摆手说没事，然后从兜里掏出一把牙刷，用牙刷柄死死顶住胸口最痛的地方，咬着牙继续工作。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能让他连命都不要了？ 这得从1969年说起。当时，我国的航天事业急需一种核心设备，叫“图形发生器”。 这东西是干嘛的？简单说，就是制造大规模集成电路，也就是芯片的“母机”。 在那个年代，这项技术被西方国家牢牢封锁，我们想买买不到，想学学不来，完全是一片空白。 国家把这个“卡脖子”的重任，交给了罗健夫所在的航天771所。 可问题来了，罗健夫大学学的是原子核物理，跟微电子、精密机械这些领域八竿子打不着。让他来牵头搞图形发生器，等于是一切从零开始。 但罗健夫二话没说，接下了这个任务。他白天要应付“文革”带来的各种冲击，只能把科研时间挤到晚上。 为了尽快吃透技术，他像疯了一样地学习，把电子线路、自动控制、应用数学、集成电路等十几门课程全部自学了一遍。 那时候，实验室就是他的家，饿了就啃几口冷馒头，困了就直接躺在冰冷的地板上眯一会儿。 说到这你可能以为，这么拼命的人，肯定是想干出一番大事业，好升官发财吧？ 恰恰相反。罗健夫这个人的“怪”，就在于他对名利看得极淡。 1972年，他带领团队终于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填补了国内空白。 1978年，这个项目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但在申报成果时，罗健夫坚持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所有人的最后面。 单位奖励给课题组的奖金，他一分没要，全部上交。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组织上两次想提拔他当研究室主任，他都拒绝了。 他的理由很简单：“不当官比当官更利于搞科研。” 1977年，单位调整工资，考虑到他家里负担重，要赡养老母亲，抚养两个孩子，还要接济患癌的弟弟一家，领导决定给他涨一级。 可他硬是把名额让了出去，说国家还有困难，应该先给更需要的同志。 这种近乎“不近人情”的无私，其实早在他年轻时就埋下了种子。 罗健夫出生在湖南湘乡一个贫民家庭，从小就深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影响。 1951年，他参军被分到甘肃的山丹军马场放马。 在荒凉的戈壁滩上，他没有荒废时光，硬是靠着惊人的毅力，自学完了高中的全部课程。 正是这种“钢铁般”的意志，支撑着他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1982年初，他实在疼得撑不住了，才被同事们强行送进医院。 检查结果出来，是晚期淋巴癌，癌细胞已经全身扩散。 医生说，这种病的潜伏期至少超过两年，也就是说，他忍着剧痛坚持工作，已经整整两年多了。 住院期间，为了省钱，他拒绝使用昂贵的进口药。 医生要给他用镇痛剂，他也坚决不要，他说：“止痛针会麻痹神经，影响我思考问题。” 在病床上，他心里惦记的依然是没完成的Ⅲ型图形发生器设计方案，常常把同事叫到病床前，一边喘着粗气，一边交代各种技术细节。 临终前，他用颤抖的手交了最后一次党费，并留下遗愿： 捐献遗体供医学研究，并且，不要把真实病情告诉家人，怕他们担心，“耽误公事”。 这才有了开头那震撼人心的一幕。 当医生们看到那个比心脏还大的肿瘤时，他们才终于明白，这个看似普通的科技工作者，究竟是以怎样超乎想象的毅力在与死神赛跑。 他的胸骨，因为癌细胞的侵蚀，已经变得像酥脆的饼干一样，轻轻一碰就可能碎裂。 可就是用这样一副身躯，他为中国的航天事业，铸造了坚不可摧的基石。 罗健夫的一生，没有追求过显赫的地位，也没有享受过优渥的生活。 他就像自己年少时崇拜的保尔·柯察金一样，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祖国的强大而奋斗。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总有一些人，他们的名字或许不为大众熟知，但他们的脊梁，却撑起了整个民族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