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这届政府和拜登政府比起来，完全不是一个水平。他的团队中，没有一个人在智力、觉悟和政治水平上能和沙利文、布林肯，甚至是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相提并论。 特朗普政府的选人逻辑，从根子上就和拜登政府走了两条路。 拜登团队核心成员，大多带着二十年以上的华盛顿建制派履历——国务卿布林肯在奥巴马时期当过副国务卿，参与过伊朗核协议谈判。 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更是从克林顿政府时期就开始涉足外交领域，在奥巴马任内深度参与亚太战略布局，到了拜登时代，更是成为白宫协调外交与安全事务的核心枢纽，这种跨届别的历练让他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有着连贯且深刻的理解。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职业生涯几乎就是一部美国外交缩影，不仅在俄罗斯、中东等多个关键地区有任职经历，还曾担任美国副国务卿，熟悉全球外交规则和各国国情，这样的履历背后，是对复杂国际局势的判断能力和危机处置经验的积累。 对华盛顿的建制派来说，外交不是一时兴起的口号，而是需要长期深耕的领域，拜登团队的核心成员们，正是靠着二三十年的摸爬滚打，把国际事务的门道摸得透透的，这也是他们能在全球舞台上相对从容应对各种挑战的关键。 而特朗普政府的选人逻辑，恰好和拜登团队背道而驰，他要的不是“老华盛顿人”的经验，而是“绝对忠诚”和“理念契合”，甚至很多时候只看是否是自己的亲信、密友或者金主。 就拿第二届特朗普政府的外交人事安排来说，为了清除拜登时期的政策印记，他大规模撤换驻外大使，其中不乏很多经验丰富的职业外交官，转而任命一大批几乎没有外交经验的人前往欧洲等关键地区任职。 这些人中不少是他的亲戚、商业伙伴或者竞选资助者，连欧盟外交官都忍不住批评这种任命“明目张胆”，法国前驻美大使更是直言部分人选“荒唐可笑”。 这种选人方式带来的直接问题就是，团队成员对国际规则不熟悉，对地区局势不了解，制定政策时往往只考虑政治诉求，而忽略实际情况。 比如在伊朗核问题上，特朗普政府不顾布林肯等前官员的警告，贸然空袭伊朗核设施，可实际上这场打击不仅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可能激化矛盾，布林肯后来就尖锐地指出，要是特朗普第一任期没有撕毁奥巴马政府谈成的伊朗核协议，事态根本不会发展到这一步，特朗普不过是“在扑灭自己浇上汽油的大火”。 两种选人逻辑的差异，最终体现在政策的稳定性和执行力上。拜登团队因为都是建制派出身，熟悉华盛顿的运作规则，也清楚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诉求，所以政策推进相对连贯，哪怕是调整也会有清晰的逻辑和铺垫。 比如在印太战略上，拜登政府延续了之前的框架，但通过细化与日本、菲律宾等盟友的合作，逐步推进军事部署和装备援助，让战略落地更具操作性。 而特朗普政府的团队因为缺乏专业积累，政策往往充满摇摆和不确定性，最典型的就是对欧洲盟友的态度，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上任后直接要求欧洲国家增加军费到GDP的5%，甚至有意放弃美国对欧洲盟军的领导权，转头把战略重心全放在亚太地区，这种突然的转向让欧洲盟友无所适从，也削弱了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 特朗普还把这种选人逻辑用到了美联储这种需要专业独立运作的机构上，为了让货币政策符合自己的预期，他不仅威胁要起诉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还急于任命自己的亲信接替职位，这种把政治干预凌驾于专业之上的做法，一度引发金融市场的担忧。 可能有人会说，特朗普的“反建制”选人是想打破华盛顿的僵化，但理想和现实往往差距很大。 国际事务从来不是“拍脑袋”就能搞定的，需要的是对各国利益的精准把握、对复杂局势的冷静判断，这些都离不开长期的专业积累。 拜登团队的建制派履历，本质上是专业能力的背书，他们或许有华盛顿的固有弊端，但至少能保证政策的基本逻辑和执行力；而特朗普团队的“亲信化”选人，看似打破了常规，实则是用政治忠诚替代了专业能力，最终导致政策混乱、国际信誉受损。 就像这次特朗普政府撤换资深驻外大使后，留下了大量职位空缺，参议院民主党议员就直言，这种做法是“把美国的领导地位拱手让给了其他大国”。 其实不管是拜登的“建制派团队”，还是特朗普的“亲信团队”，本质上都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但选人逻辑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实现目标的方式和效果。 对我们普通观众来说，看懂这种差异，就能明白为什么同样是美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会天差地别。 毕竟，任何一个国家的全球布局，最终都要靠人来落地，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个道理在国际政治中同样适用，而那些只讲忠诚不讲能力的团队，最终只会用混乱的政策为自己的选人失误买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