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意外，意外还是来了！新华社都实锤了！当年被专家定为“赝品”的那幅画，居然真的被卖掉了。 2001年，一名为“顾客”的人，用6800元买了一幅《仿仇英山水卷》，传闻这位“顾客”就是陆挺，但没有确凿证据。 1959年那个秋天，庞增和带着137件家传古画，走进南京博物院时，手里攥着的不仅是虚斋三代人的收藏，还有对"藏归于公"的朴素信任。 谁也没想到，66年后，他的女儿庞叔令会在法院卷宗里，看到《江南春》图卷的最后踪迹——1997年5月8日的出库单上，"伪作"二字盖着红章，像道刺眼的疤。 这场争议的起点，是1961年的那场鉴定。张珩、谢稚柳等三位顶级专家，在南博库房里展开画卷，留下"伪，一般"的结论。 但细看鉴定记录，矛盾暗生：陈鎏的引首被确认为真，后面题跋却"完全不对"，甚至注明"伪做得很好，原庞家是当真的藏的"。 1964年第二次鉴定，三位地方专家直接写"假"，却没留下任何技术分析。 更关键的是，参与1964年鉴定的徐沄秋，正是当年负责接收庞家捐赠的工作人员，这种"既收又鉴"的流程，让鉴定公信力蒙上阴影。 时间跳到1997年，《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实施十一年后，南博提交的处理报告里，《江南春》被归入"不够馆藏标准"的37件书画。 根据规定，这类文物需"另行专库存放，谨慎处理"，可报告里的"调剂价拨"，最终变成了省文物总店的6800元销售单。 最刺痛庞家的，是整个处置过程没有任何通知。从1961年鉴定到2001年卖出，40年间庞家没有收到过一张纸片，直到2025年在拍卖图录上看见自家的"虚斋"藏印。 法律层面的空白，让这场处置看似"合规"实则失序。 1959年的捐赠收据没有约定返还条款，1997年的《办法》也未强制要求告知捐赠人。 南博代理律师在法庭上强调"所有权转移"，却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庞家捐赠的是"文物"，不是普通财物。 当2014年南博举办"虚斋名画合璧展"时，《江南春》仍被标注为"流传有序"，这种前后矛盾的认定，让"伪作"结论更显突兀。 市场的反应最直白。2001年的6800元"仿品"，2025年拍出8800万估价，中间藏着两个关键节点： 2010年艺兰斋将其奉为镇馆之宝，2014年《双马图》以230万元成交——后者正是当年被南博一同处理的"伪作"。 中央美院专家指出，明代仿仇英的市场价通常百万级，8800万的估价，暗示着拍卖行认定其接近真迹。 这种市场判断与博物馆鉴定的巨大落差，暴露出文物评估体系的割裂：学术标准滞后于市场认知，鉴定结论缺乏科技支撑。 更值得关注的是制度漏洞。全国1.08亿件馆藏文物中，近30%未完成定级，给"暗箱处置"留下空间。 对比英国博物馆处置需公示三年，我国当时的流程仅需专家论证。 南博的处置档案里，没有第三方检测报告，没有学术委员会复核记录，甚至连流向记录都模糊不清——除了《江南春》和《双马图》，另外三件"伪作"至今不知所踪。 这场风波的核心，不是简单的"真假之辩"，而是文物管理的信任危机。 庞家捐赠的137件文物中，132件仍在库房，唯独5件"伪作"被精准处置，这种巧合难免让人联想。 当国家文物局的调查组进驻南京时，库房里的尘埃正在被重新审视：那些被盖上"伪作"章的画卷，是否真的经不起时间的检验？那些消失的文物，是否真的流向了"合规"渠道？ 2025年12月的法庭上，庞叔令的代理律师出示了，1953年郑振铎的亲笔信。信中，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将《江南春》列为"非要不可"的国宝。 这封信与1961年的鉴定结论形成刺眼对比，让整个事件超越了家族恩怨。 它拷问的是：当专业判断与历史语境冲突时，文物的命运该由谁来守护？当制度存在缝隙时，如何避免"鉴伪为利"的悲剧重演？ 6800元的销售单已经泛黄，8800万的估价牌还在流转。这场跨越甲子的文物"流浪"，最终指向的不是某幅画的真假，而是整个文物管理体系的温度与刻度。 当捐赠人的信任被制度的齿轮碾碎，当"伪作"的标签可以随意贴上价值连城的古画，我们失去的不仅是几件文物，更是文明传承中最珍贵的诚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