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黄竞武被捕，敌人见他不屈服，就把他活埋。当泥土将他全部埋没时，敌人正准备离去，没想到泥土却突然动了起来！ 黄竞武，他爹是鼎鼎大名的黄炎培。他自己呢？也不是一般人。 1916年就考进了清华，后来又公费去了美国哈佛大学，拿了个经济学硕士学位。 按理说，这种家世、这种学历，妥妥的人生赢家。 回国后，他想去哪儿找不到一份好工作？荣华富贵，简直是唾手可得。 他确实也进了个好单位，上海盐务稽核所。可干着干着，他就觉得不对劲了。 那地方乌烟瘴气，想干点实事，太难。他想整顿盐务，革除弊政，结果呢？ 因为“拒与奸商合污”，直接被一脚踢到了偏远的青口。 这一下，他看得更清楚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已经烂到了根子里。 他心里那股读书人的气节，让他无法同流合污。 他开始意识到，修修补补解决不了问题，这个社会需要一场彻底的变革。 抗战爆发后，黄竞武放弃了工作，西迁到了重庆。 凭他的资历，很快就在中央银行当上了稽核专员，位高权重。 但他心里想的，早就不是个人的前途了。他开始悄悄地向共产党靠拢，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民主活动。 1941年，他正式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后来国共和谈，周恩来跟美国人见面，需要一个信得过、水平又高的翻译。 找谁？就找的黄竞武。他一口流利的英语，在谈判桌上帮了共产党的不少忙。 这时候的他，已经完全看明白了。国民党想搞一党专政，想孤立共产党，但他跟朋友说：“（国民党）万万办不到！” 他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抗战胜利后，黄竞武跟着中央银行回了上海。 表面上，他还是那个体面的银行高官，但实际上，他已经成了一名坚定的地下工作者。 他的办公室，中央银行404室，成了民盟、民建等民主组织的秘密联络点。 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团结了大批工商界人士，秘密传递香港民盟总部的指示，还偷偷运送《华商报》这些进步报刊。 他跟同志们说得斩钉截铁：“只有跟着共产党，中国才有希望。” 时间来到1949年初，上海解放的炮声越来越近。 国民党败局已定，开始疯狂地计划把中央银行的金银、美钞全都偷运到台湾去。 这事要是让他们干成了，解放军接手的将是一座空城！上海几百万老百姓怎么活？ 中共地下党找到黄竞武，给了他一个艰巨的任务：想尽一切办法，保住国家的财产！ 黄竞武二话不说就干了起来。他一边发动银行内部的爱国职工，组织罢工，拖延时间； 一边联络工商界和新闻界的朋友，把国民党偷运黄金的阴谋捅出去，搞得人尽皆知。 他还挨个去劝那些准备跑路的工商界大老板们，跟他们讲道理：“各位要是都走了，厂子关了，工人失业，上海怎么办？” 他那句话说得特别实在：“如果解放的是一座空空的上海城，怎么养活600万人口？” 在他的努力下，国民党偷运资产的计划没能完全得逞，为新中国保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同时，他还跟中共的策反委员会合作，成功策反了国民党的税警团等好几支部队。 可问题也来了，他这么干，等于是在老虎嘴里拔牙，危险到了极点。 1949年5月，上海已经能听到解放军的炮声了。亲戚朋友都劝他赶紧躲一躲，离开上海。可黄竞武怎么说？ 他说：“越是在紧要关头，越要坚守岗位。” 他放不下手里的工作，放不下那些还没完成的任务。 1949年5月12日，黄竞武正在上海外滩的中央银行办公室里忙碌，一群特务冲了进来，将他强行绑架。 他被关进了保密局的监狱。敌人知道他是条“大鱼”，想从他嘴里撬出地下组织的机密。 特务们用尽了酷刑，他的指甲被一根根拔掉，右腿都给活活打断了。剧痛之下，他几次昏死过去。 但他一个字都没说。他知道，只要自己扛住了，就能保护整个地下组织和无数同志的安全。 敌人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他们拿高官厚禄诱惑他，劝他跟着一起去台湾。 黄竞武躺在血泊里，只是冷笑。5月18日凌晨，无计可施的敌人决定下死手。 他们把他拖到监狱的空地上，挖了一个坑。就义前，黄竞武用尽全身力气高喊：“我能跟一个垂死的政权去小岛吗？” 这就是文章开头的那一幕。他被活埋时，年仅47岁。 特务们发现泥土在动，不是因为别的，那只是一个不屈的身体在被活埋窒息时，最后的痉挛与抽搐。 那是他无声的控诉，也是他生命意志最后的证明。 黄竞武牺牲时，距离他为之奋斗的目标，只有一步之遥。仅仅9天后，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他本可以凭借家世和才华，安稳富足地度过一生。 但他选择了另一条路，一条为国为民、充满荆棘和危险的路。 他用自己的学识保护了国家的财富，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上海的解放和新中国的黎明，铺就了最后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