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胡乔木提议改称毛主席为毛泽东，黄克诚却说：“这样叫心里总觉得别扭，还是“毛主席”听着亲切。” 胡乔木生于1912年江苏盐城，早年求学清华大学物理系时接触马克思主义，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5年他到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后从1939年起担任毛泽东秘书，负责文件起草和理论研究工作长达20多年。他参与多项中央文件制定，如起草《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这部著作概述党的历史进程。胡乔木注重学术严谨，推动党史资料整理，并在改革开放后主持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强调事实基础。他还参与翻译项目，审阅多部世界学术名著译本，促进知识交流。在党内，他以理论贡献著称，经常组织会议讨论党史内容，确保准确性。胡乔木的工作风格体现出对规范的重视，这与他后来的称谓调整观点相符。 黄克诚1902年出生湖南永兴，家境贫寒，1917年入高等小学堂，后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1925年参与农民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投身北伐，在国民党军中开展地下活动。1928年他到井冈山根据地，组织群众运输和乡村建设。长征中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处理部队补给和行军事务。延安时期，他负责部队教育，参与整风。抗日战争时领导新四军第三师，在苏北开辟根据地，指挥反“扫荡”作战。解放战争中指挥东北野战军，参与辽沈战役，调度包围行动。1955年授大将军衔，在军内以直率闻名。改革开放后，他撰写回忆录，记录革命过程，强调实事求是。黄克诚的经历从基层起步，积累军事经验，这影响了他对历史称谓的情感坚持。 1981年3月，黄克诚撰写一篇关于毛泽东评价的文章，提交胡乔木审阅。胡乔木将文中所有“毛主席”改为“毛泽东”，认为正式文本应采用中性称谓，便于历史研究。这次修改引发黄克诚的不满，他打电话表达异议，指出延安时期起这个叫法已成为习惯，承载革命记忆。胡乔木从学术角度解释，强调改革开放初期需客观看待历史。两人观点对立，黄克诚觉得新称呼别扭，胡乔木坚持规范要求。争论持续几天，未达共识，最终上报中央。这件事发生在中南海，反映党内思想调整过程。黄克诚的反对基于个人经历，胡乔木的提议源于理论考虑。整个事件体现时代背景下对历史态度的平衡尝试。 改革开放初期，党内进行拨乱反正，许多历史问题需重新审视，包括对毛泽东地位的认定。胡乔木作为理论家，推动使用“毛泽东”以保持中立，避免情感干扰。这与当时党史研究趋势一致，旨在促进学术客观性。黄克诚则从革命传统出发，认为“毛主席”代表一代人的情感和历史连续性。他的观点源于军队生涯，对领导称呼的亲近感根深蒂固。两人争论虽小，却涉及规范与情感的协调。中央档案显示，这类讨论常见于1981年，体现了党内对敏感问题的谨慎处理。胡乔木的秘书经历让他熟悉文稿规范，黄克诚的军旅背景强化了他的坚持。这种分歧并非孤立，而是时代转型的缩影。 3月20日，书记处会议听取汇报，邓小平提出折中方案：正式文件中统一用“毛泽东同志”，老同志习惯称呼可保留，不强制改变。这决定兼顾文献规范与个人情感，迅速落实。胡乔木和黄克诚均接受。几个月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地位作出评价，使用“毛泽东同志”。决议起草小组审议内容，确保准确。全会于1981年6月27日在北京举行，文件印发推动党内认识统一。这次全会标志着党史评价的里程碑，影响后续研究。胡乔木后来在编写党史书籍时，按规定使用称呼。黄克诚在回忆录中仍用“毛主席”，记录个人视角。 决议通过后，党内文献逐步规范称谓，但日常习惯多样。胡乔木主持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严格遵守决议，强调学术性。他组织编委审阅章节，推动出版。黄克诚的回忆录体现情感因素，记录革命细节。两人各自实践观点，体现不同侧重。中央文献出版社资料显示，这种并行状况常见于老同志中。事件虽小，却反映改革开放初期党内智慧。决议成为党史指导文件，影响深远。胡乔木继续理论工作，黄克诚完成多部著作。他们的贡献融入党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