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国军军长鲁崇义劝说参谋长何沧浪起义，然而何沧浪却涨红了脸，梗着脖子道：“军长！与其束手就擒，不如拼死一搏，或许还能杀出一条血路！” 鲁崇义听着，没立刻回应，只是沉着脸站起来，从抽屉里拿出那份厚厚的名单。何沧浪站在原地，手还搭在腰间的皮带扣上，脸色涨得发紫。 鲁崇义把名单“啪”地一声摊在桌上，声音冷下来：“这些名字你看过吗？这是第三十军士兵家属的登记，全是我们的兄弟带着一家老小从西北一路逃到成都的。” 他盯着何沧浪的眼睛说，“他们打了十几年仗，不是为了今天全军覆没。” 距离重庆失守已经两个星期，胡宗南的命令还在不停地发过来：“坚守阵地，死战到底。”可鲁崇义心里清楚，那不过是纸上的话。 自从贵州被解放军穿插突破后，整个西南的防线就已经崩了。他的部队已经连续三天没有收到新的补给，仓库只剩下一些罐头和干粮，弹药不够打一场像样的遭遇战，连电台也因零件老化而断断续续。 鲁崇义不是没想过死守成都，但现实不允许。第三十军本是国民党中央军系统下的老部队，大部分官兵出自甘肃、宁夏、陕西一带，抗战期间驻守西北线，虽没打过什么大仗，但忠诚可靠。 他们不是不能打，而是没有打下去的条件。 军中开始有传言，有人夜里在帐篷里偷偷议论“军长可能另有安排”。鲁崇义并没制止，他默许这些流言往下传。他明白，这些流言传播得越广，说明大家对继续作战越没信心。 他在心里已经做出决定。 几天前，他以“商讨防御部署”为由召集营连主官，开会的地方选在营地一处偏僻的破木屋里。他没直接说“起义”两个字，只是问大家一句：“你们想活着回去，还是死在这？” 屋里沉默了一阵，一个团副轻声说：“我们这仗打不了多久了。” 那晚会议后，鲁崇义彻夜未眠。他回想起1937年入伍时，跟着部队在西北冻得嘴唇裂开，后来一路南调到西南战区，几次小规模作战他都冲在最前头。 可现在，他明白，一支部队的价值，在于是能否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死守的代价，是整个第三十军被全歼，那些跟随他多年的老兵，一个都活不下来。 他不甘心。 12月23日深夜，他带着心腹军官去联系了解放军前线。双方代表在距离成都几十公里外的一处村落秘密碰头。鲁崇义开门见山：“我不要条件，不要求保官衔，不要求保功勋。我只要我的人活下来。” 解放军方面很快回应：“只要第三十军不抵抗，按整建制接收，不清算、不追责、不打扰百姓。” 回到成都，鲁崇义又找了何沧浪。何沧浪还穿着整齐的旧式军服，袖口被补过几次，眼神坚决。 鲁崇义没有与他争吵，只是把何沧浪拉到窗口。窗外，士兵们正默默地收拾行李，有的在写信，有的蹲在火堆边烤冻得僵硬的手。 1949年12月25日清晨，成都雾气浓重，鲁崇义站在临时搭起的指挥台前，望着集结完毕的全军官兵。他只说了一句话：“命令如下，全军停止抵抗，整建制接收改编，严禁哗变，严禁扰民。” 没有人鼓掌，也没有人反对。所有人静静站着，然后慢慢解下帽徽和袖标。何沧浪没说话，他站在人群中，摘下自己的肩章，小心包进帆布包里，随后站直，行了最后一个军礼。 和平解放在清晨的沉默中完成。之后，第三十军多数官兵被安排复员，也有一部分进入新编部队。鲁崇义没有留下，在提交了一份简短的报告后，他离开了军职，去了川北乡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