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湖北江陵的穷乡僻壤，谭家添了个男娃，爹娘咬着牙供他念了几年书，只盼这孩子能混口饱饭，没人能料到，这个后来叫谭友林的苦娃子，会成为让五位上将联名“讨公道”的开国将军。 10岁那年爹病逝，家里塌了天，谭友林辍学去杂货铺当学徒，端茶倒水、挑担送货，瘦小的肩膀早早扛起了家。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刮到乡下，11岁的他听说有支红军专替穷苦人撑腰，心里那颗革命的种子，就这么生了根。 1929年开春，13岁的他攒够给娘的生活费，偷偷跑出家门找到红军，个头还没步枪高的他，成了洪湖苏区警卫营最年轻的通讯员。 这孩子机灵得很，送信放哨从没出过岔子，没多久就被选进洪湖红军军事政治学校深造，毕业后分到红三军，成了贺龙军长身边的警卫员。贺龙见他肯学肯拼，把打仗和做人的道理倾囊相授，两人处成了亦师亦父的情谊。 1932年湘鄂西苏区“肃反”运动中，夏曦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大批忠诚的红军指战员被诬陷为“改组派”。谭友林因为先后给三位政治部主任当过警卫员，这三位首长均遭迫害，他也被保卫局抓捕入狱。审讯室里棍棒交加，16岁的少年被打得遍体鳞伤，却死死咬着牙不认罪：“我是为穷苦人革命的，没做过半点亏心事！” 就在行刑队即将动手的关头，贺龙路过监狱，看到奄奄一息的谭友林，当场拍案怒斥：“他一个洪湖边长大的娃，懂什么改组派？你们这是自毁长城！”硬是顶着压力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死过一次的谭友林，革命意志更坚了。1935年，19岁的他已经当上红二军团第五师政委，成了红军里有名的“娃娃政委”，和他搭档的师长，正是后来的开国上将贺炳炎。同年4月塔卧战斗中，他挥臂指挥冲锋时，一颗子弹击穿右臂，鲜血浸透军装，他只让卫生员简单包扎，硬是撑到战役胜利。 1936年红二方面军过草地时，谭友林患上严重伤寒，加上右臂旧伤恶化，每天能从伤口挤出半茶杯脓血，高烧昏迷不醒。贺龙下了死命令“必须救活他”，任弼时把自己的坐骑让给他骑，卫生员杨云阶用50多副中药硬把他从死神手里拽了回来。直到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安排下，谭友林乔装成青年学生，前往西安广仁医院接受治疗，历经5次手术，才取出体内滞留两年多的子弹。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谭友林跟随彭雪枫挺进豫东，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杞县，他们遇到了李寿山率领的200余人地方武装，这支部队军纪涣散，在抗日与亲日之间摇摆不定。谭友林临危受命负责收编，他不摆官架子，看到士兵穿得破烂，就设法筹措棉衣；看到大家吃不饱，就从自己部队的给养中调拨粮食。 三个多月下来，这支部队被他整训得焕然一新，不费一枪一弹就改编为八路军正规部队，在抗日前线屡立战功。此后，谭友林历任新四军第六支队第三总队政委、八路军第四纵队第六旅旅长、新四军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其任职资历与同期战友持平。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谭友林奉命北上东北，担任松江军区哈北军分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359旅副旅长。当时的东北，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孙荣久“四大旗杆”勾结伪满残部和国民党特务，烧杀抢掠，严重威胁革命根据地。 东北的冬天零下几十度，积雪没膝，剿匪难度极大。谭友林根据土匪“分散游击、熟悉地形”的特点，制定“分区围剿、断粮断援、小分队进剿”的战术，将部队化整为零，深入林海雪原。战士们带着开山斧和粮食，边走边在树上刻记号防止迷路，同时发动群众切断土匪的粮源和情报来源，把合江境内的大股土匪悉数肃清。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谭友林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副军长，首批跨过鸭绿江。云山战役中，39军原本遭遇的是南朝鲜军，激战中才发现对手是美军第1骑兵师。谭友林与军长吴信泉迅速调整战术，利用美军不擅夜战的弱点发起突袭，最终歼灭美军1800余人，击毁缴获坦克28辆、火炮119门。此后，他又率部参加第二至第四次战役，收复平壤、突破三八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他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1955年新中国首次授衔，当谭友林被少将时，会场内外一片议论，与他同期担任红军师政委的肖华、陈锡联均授上将，抗战时期同期旅长刘震、滕海清分别授上将、中将。 很快，王震、萧克、李达、甘泗淇、贺炳炎五位上将，联合余秋里、王尚荣、杨秀山三位中将，联名向总政治部提交报告，认为谭友林授衔偏低。 罗荣桓元帅亲自核查档案后，发现确因工作疏忽，遗漏了谭友林红军时期、抗战时期的重要任职记录，导致授衔标准核算偏差。罗荣桓元帅专程找到谭友林，诚恳道歉。 面对元帅的道歉，谭友林坦然一笑：“和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相比，我得到的已经太多，有家有业，能为党和人民继续做事，这就足够了。” 后来，组织多次提出为他补授中将军衔，均被他婉言谢绝；1988年实行新军衔制，总部计划补授其上将军衔，他再次摆手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