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四位于淞沪之役负伤截肢的战士，从左至右：李家雄、葛仁祥、任成玉、曾炳山。其行其志，足见抗战之艰、将士之勇。 这张黑白照片的拍摄地，是湖南衡阳的一座后方医院。镜头里的四位战士，军装洗得发白，空荡荡的袖管或裤管被简单扎起，脸上却没有丝毫颓唐——李家雄嘴角紧抿，眼神依旧锐利；葛仁祥双手扶着桌沿，坐姿挺拔如松；任成玉微微侧头， 似乎在听战友说话；曾炳山则望着镜头，眉宇间藏着未凉的战火。他们身后的墙壁上，“坚持抗战，还我河山”的标语墨迹未干，那是1939年最朴素也最坚定的信念。 李家雄那年才19岁，是四川万县的农家娃。1937年8月，淞沪战役打响，他瞒着父母报名参军，编入第88师262旅。日军的炮火比想象中更凶残，10月的蕴藻浜战役，他所在的连队负责坚守前沿阵地，日军的汽油弹呼啸着落下，阵地瞬间变成火海。 为了掩护战友炸毁日军碉堡，他左臂被弹片击中，动脉断裂，军医在战壕里紧急为他做了截肢手术，没有麻药，他咬着毛巾，硬生生挺了过来。“不后悔，”后来有人问他是否遗憾，他总是摇头，“能多杀一个鬼子，少让一个同胞受苦，断条胳膊算什么。” 葛仁祥是四人中年纪最大的，参军前是江苏南通的木匠，手上的老茧是常年拉锯留下的痕迹。淞沪战役时，他是第19路军的机枪手，在江湾一带与日军展开拉锯战。日军的坦克冲破防线，他抱着炸药包冲向坦克，却被侧翼的日军机枪击中右腿。 战友把他从战场上救下来时，右腿已经血肉模糊，送到后方医院时，伤口已经感染化脓，为了保住性命，只能截肢。他随身带着一个小木箱，里面装着一把磨得发亮的凿子，那是他唯一的念想。“等抗战胜利了，我还要给乡亲们做家具，”他常对病友说，“到时候做最好的木床，让大家都能睡个安稳觉。” 任成玉来自山西大同，原本是铁路工人，日军占领东北后，他一路南下参军，加入了第67师。淞沪会战中的罗店战役，被称为“血肉磨坊”，双方反复争夺阵地，尸体堆成了小山。任成玉所在的排负责坚守一座小桥，日军的炮火持续了整整一天，桥梁被炸毁，他的左腿被坍塌的桥面压住，等到援军赶到时，左腿已经失去了知觉。 截肢后，他一度消沉，看着自己空荡荡的裤管，整夜整夜睡不着觉。直到有一天，他看到医院里的伤兵们互相搀扶着练习走路，听到孩子们隔着窗户唱《松花江上》，他突然醒悟：“我还有一条腿，还能为抗战做点事。”之后，他主动承担起医院的文书工作，帮伤兵们写信、记录战功，每一个字都写得工工整整。 曾炳山是广东梅州人，家里世代务农，淞沪战役爆发时，他刚结婚三个月。他所在的部队负责防守宝山县城，日军的军舰在江面上狂轰，城墙被轰出一个个缺口，日军步兵趁机攻城。曾炳山手持步枪，与战友们并肩作战，在巷战中，他的右臂被日军的刺刀刺穿，骨头断裂。 为了不拖累战友，他自己扯下军装布条包扎伤口，继续战斗，直到失血过多晕倒。被救醒后，他发现自己的右臂已经无法保住。“我对不起妻子，”他偶尔会对着南方落泪，“答应过她，抗战胜利就回家，可现在……”但落泪之后，他总会立刻擦干眼泪，跟着战友们一起唱抗战歌曲，他说：“只要能把鬼子赶出去，就算一辈子不回家，也值。” 很少有人知道，这四位战士在医院里相遇后，组成了一个“抗战宣讲小组”。没有假肢，他们就拄着拐杖，或者互相搀扶着，到周边的乡村、学校宣讲前线的战斗故事。 李家雄讲蕴藻浜的火海，葛仁祥讲江湾的拉锯战，任成玉讲罗店的惨烈，曾炳山讲宝山的坚守。他们的声音或许沙哑，他们的身影或许残缺，但每一个故事都能点燃人们的爱国热情。有村民给他们送粮食，有学生给他们送鲜花，有老人握着他们的手说：“有你们这样的战士，中国不会亡。” 淞沪战役持续了三个月，中国军队投入兵力超过百万，伤亡达30余万人。像李家雄、葛仁祥这样负伤截肢的战士，还有很多很多。 他们有的留在后方医院，有的回到家乡，有的继续跟随部队转战各地，但无论身在何处，他们都没有放弃抗战的信念。没有手臂，就用嘴咬着炸药包；没有腿，就坐在地上射击；没有视力，就听声辨位，传递情报。他们用残缺的身体，扛起了民族的希望。 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正是这些平凡的战士，用血肉之躯筑起了长城。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却用最朴素的坚守，诠释了“将士之勇”；他们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却用最坚定的信念，见证了“抗战之艰”。他们的故事，不该被遗忘；他们的精神，值得永远铭记。 今天，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早已不用面对枪林弹雨，但那些为了国家和民族牺牲奉献的战士们，永远是我们心中的榜样。他们用残缺的身体告诉我们，民族的尊严，需要用勇气和热血捍卫；国家的安宁，需要用坚守和奉献守护。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