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取益州在即，荆州却悬于一线，诸葛亮一纸令下，关羽留守，谁料这一决定竟成蜀汉转折之殇，荆州易主，关羽命陨麦城，大业崩塌于顷刻之间。 关羽之败，非兵不利，实乃心性之祸。他勇冠三军，却刚愎自用，容不得半点异议；谋略过人，却闭目塞听，拒谏饰非。糜芳、傅士仁，本为后方支柱，只因曾遭关羽辱骂，心生怨怼，城未破而先降，荆州防线由此洞开。孙权遣使求亲，欲结秦晋之好，关羽却以“虎女安嫁犬子”之语，将盟约撕得粉碎，反手种下东吴举兵之祸根。他轻视东吴，不信其敢动刀兵，更不信吕蒙能藏锋于弱形，陆逊卑辞厚礼一到，他便以为天下皆畏其威，竟抽调江防精兵北攻樊城，白衣渡江之时，荆州已无险可守，败局已定。 荆州之失，非关羽一人之过，却因关羽之性格缺陷而加速。那么，若历史重来，守荆者当为何人？张飞，勇猛有余而智谋不足，且酗酒成性，难当重任；赵云，忠勇无双，却肩负护卫主公之责，不可轻离；黄忠，老当益壮，然年迈体衰，虽稳而寿数难料；马超，新降蜀汉，骤委重镇，恐生嫌隙，引发内部不稳。 然细察蜀汉诸将，马超实为最堪其任者。他少年成名，统领羌胡骑兵，威震西凉，既有武勇之资，亦通机变之谋。更关键者，他出身诸侯，地位尊隆，足以镇抚群僚，不似关羽那般令同袍寒心。若以马超为主将，关羽为副，既可借关羽之威名震慑外敌，又能以副将之刚补主将之慎，彼此制衡，或许荆州可固守十年，蜀汉大计亦能得以延续。历史无法重来，但此等假设，却让我们对蜀汉之兴衰，有了更深的思考。诸葛亮怎会不识关羽的脾性？那傲骨铮铮，那自负难驯，可情义如绳，宗亲似锁，终究还是将荆州这要地，交付于这一人之傲！ 荆州，那战略要冲，进可攻退可守，是蜀汉北伐中原的跳板，是三分天下的关键一环。诸葛亮以他的睿智，怎会不知荆州之重？可关羽，他的结义兄弟，他的宗亲之将，那情义的天平一旦倾斜，理智便难以坚守。关羽的勇猛，世人皆知，可他的自负，也如暗礁潜藏。他轻视东吴，大意失荆州，这一失，不仅是地理之失，更是战略之失，是蜀汉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性格决定命运，此言不虚。关羽的傲，让他在荆州之守上独断专行，不听劝谏，终致败局。而诸葛亮，虽有经天纬地之才，却也难敌情义与宗亲的双重束缚。他或许也曾犹豫，也曾权衡，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相信关羽，选择了这份难以割舍的情义。 换将之议，自古有之。若当时换马超守荆州，会否万全？历史无法假设，但我们可以推测。马超，西凉猛将，勇猛善战，且与东吴无直接恩怨，或许能更谨慎地守住荆州。至少，比关羽一人独断、众叛亲离，多了一分生机，多了一丝可能。 荆州之失，是关羽性格的溃堤，也是诸葛亮战略的错付。情义与理智，宗亲与国家，这其中的抉择，何其艰难。历史没有如果，只有结果。荆州之失，成为了蜀汉永远的痛，也成为了后人无尽的遐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