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锡悦在65岁生日这天说“抱歉”，孙玉良：从人生巅峰跌到谷底】65岁生日这天，

【尹锡悦在65岁生日这天说“抱歉”，孙玉良：从人生巅峰跌到谷底】65岁生日这天，蛋糕没有点蜡烛，取而代之的是法庭的灯光。首尔龙山区，中央地区军事法院。曾经的总统，再一次踏进这片熟悉的地界，却不再是发布指令的人，而是坐在证人席上，说话需要被记录、被核对、被反复追问。时间有点残酷。去年12月，国会通过弹劾案，尹锡悦被停职；一年后，同样在12月，同样在龙山，他面对的是“戒严军人执行内乱主要任务案”的庭审。生日与审判并排出现，本身就像一段冷峻的注脚，提醒所有人，权力退场后，历史不会自动失忆。这一天，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他曾熟悉的名字：前特战司令、前首都防卫司令、前反间谍司令、前情报司令。制服换成了西装，肩章消失了，只剩下案号。尹锡悦说，看见这些军方干部和警方人士站在那里，感到惋惜，也感到抱歉。他强调，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决定履行职责。这句话说得很轻，却压得很重。所谓“只是履行职责”，在法庭里往往意味着另一层意思：决定从哪里来，责任就要回到哪里。尹锡悦的“抱歉”，并不是否认决定的存在，而是承认决定的重量。问题只剩下一个——这个决定，究竟是临时起意，还是早已写进了日程表。他在庭上重申老说法：紧急戒严令，是为了唤起国民对国家危机的警惕；当时的判断是，戒严即便实施，也不会持续半天或一天；除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之外，从未指示他人就戒严进行研讨或准备。这套表述，语气克制，逻辑完整，听起来像一份经过多次打磨的陈述稿。但就在几天前，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交出了另一份文本。最终调查结果里，24人被提起诉讼，尹锡悦名列其中。特检组的认定并不绕弯：紧急戒严并非临时决定，而是长期筹划；核心目的，不是提醒危机，而是清除政治异己，集中并巩固个人权力。两种说法，在同一个12月交锋。一边是“不会持续半天”的短暂设想，一边是“长期筹划”的时间线；一边是“只和一人讨论”，一边是完整的执行体系；一边是生日当天的歉意，一边是调查文本里的冷静判断。法庭尚未给出最终裁决，但公共记忆已经开始对比、拼接、追问。龙山这个地名，在韩国政治中并不只是一个坐标。它意味着权力中枢，也意味着军政关系的敏感地带。尹锡悦再次到访龙山，不再是以总统身份指挥国家机器，而是作为证人，面对那些曾经被启动的齿轮。位置一变，视角就变了。过去的“紧急”，在此刻被逐条拆解；过去的“必要”，在程序面前需要给出解释。庭审现场的气氛并不喧闹，没有街头的口号，也没有社交媒体的情绪放大器，只有问答、记录和时间的流动。正因为安静，反而更锋利。每一句“当时认为”，都会被追问依据；每一句“没有指示”，都会被核查证据。制度的力量，不在于声音大，而在于耐心。尹锡悦说自己感到抱歉，这个姿态在情感上容易引发共鸣，却无法自动抵消制度层面的追责。政治并不是一场个人情绪的叙述，而是一连串可验证的行为。戒严令不是情绪表达，而是国家权力的极端形态；一旦启动，就不再属于某个人的判断，而是全体社会必须承担的后果。特检组的调查结论，把这场事件从“误判”拉回到“筹备”。这两个词之间，隔着的是责任的深度。误判可以讨论能力，筹备就必须讨论意图。清除政治异己、集中权力，这些指控并不需要夸张，它们本身就足够沉重，也足够让任何民主社会保持警惕。65岁生日，本该是回顾人生的节点，却变成了接受质询的日子。这并非命运的玩笑，而是政治逻辑的自然延伸。当权力曾经越过常态，时间迟早会要求一个交代。龙山的法庭，没有烛光，却有更长久的照明。庭审还会继续，判决尚未落槌。尹锡悦的故事，也还没有写完。但这一幕已经足够清晰：在制度面前，没有永远的职位，只有不断被检视的决定。生日会过去，法庭会散场，留下的，是社会对权力边界的记忆，以及对下一次“紧急”二字的本能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