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完南京博物院的两段旧事，心里堵得慌。本以为文物保护最难的是战乱里的颠沛、时光中的损耗，直到看清两位老馆长的结局才懂，最狠的刀子，从来藏在人心和权力的夹缝里。 1964年的冬天，灵谷塔的风刮得刺骨。55岁的曾昭燏，这位曾国藩的曾孙女，中国第一位搞野外考古的女学者，一步一步爬上九层宝塔，从七层跳了下去。大衣口袋里的字条只有一句话：“我的死亡和司机无关”，满是不愿拖累旁人的执拗。 没人忘得了，这个放弃伦敦大学助教职位的女人，在战火里扎进川滇的深山，挖出了“苍洱文化”的遗迹；没人忘了，她顶着压力喊出“运出文物者永为民族罪人”，硬是把国宝留在了故土；更没人忘了，她一辈子没结婚，把南京博物院当成了家。 可她的出身成了原罪，“封建官僚后代”的帽子扣下来，二哥被打成右派的阴影缠上来，就算捧着全国人大代表的证书，也挡不住四面八方的唾沫星子。她定下“文博人不准私藏文物”的规矩，后来成了行业铁律，可立规矩的人，却没等到一个公道。 二十年后，同样的悲剧在南博重演。1984年11月8日凌晨，馆长姚迁在办公室自缢，一根白绫，了结了满身污名。这位在国际文博界都叫得上号的专家，一辈子跟青铜器、古字画打交道，清廉得让调查组查了半天，连根违规的烟都没找到。 他的错，就错在太犟，省里有些领导借了馆藏字画不还，姚迁按规矩一次次上门催要，硬是不给对方留情面。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先造谣他生活作风有问题，查无实据后，又捏造出“学术剽窃”的罪名。下属把他口述的文物鉴定意见整理成文，私自署上他的名字发表，转头就反咬一口。 更荒唐的是，《光明日报》没做任何核实，连着发三篇报道点名批判。这位一辈子爱惜羽毛的文人，走到哪都被人指指点点，连去医院看病，都要忍受护士的白眼。 直到他死后，中央纪委介入调查，才还原了真相：所谓剽窃纯属诬陷，报纸报道严重失实。1985年，《光明日报》公开道歉，姚迁被平反昭雪。可这份迟到的清白，再也换不回那个护宝的倔老头。 曾昭燏葬在自己发掘的南唐二陵旁，与文物长眠。姚迁毕生研究曹家文物，却因守规矩丢了性命。他们俩，一个在政治风浪里以死明志，一个在权力倾轧下以命护节。 要是这两位老人看到如今的某些乱象，怕是闭不上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