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是个奇葩，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军队，但是又都听命于南京政府，看看张学良，韩复榘，有军队又怎么样，不服从命令照样收拾你，国民政府的号召力还挺强 1905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搞中国同盟会，听着名头挺大，其实就是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这帮社团凑的一桌局。大家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个大目标聚在一起，纲领是有了，可组织那是相当松散。 这种“先天不足”一直延续到了后来。哪怕1924年搞了国民党一大，引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新鲜血液，甚至一度让人看到了组织严密的希望。 1927年老蒋搞清党，把最核心的政治灵魂给丢了。孙中山先生一走，国民党内部立马四分五裂。老蒋虽然最后在混战中胜出，成了名义上的领袖，可他这个领袖当得累啊。底下CC系、黄埔系、土木系、政学系山头林立，外头还有各路军阀阳奉阴违。 老蒋这人玩政治是把好手，他知道这些军阀不好管，就用名分和利益吊着。但这有个致命的问题：大家聚在一起是因为利益，一旦利益没了，那是真没凝聚力。 咱们把目光聚焦到韩复榘身上。韩复榘能主政山东，那是踩着张宗昌的尸体上位的。张宗昌大家都知道，“狗肉将军”，在山东那是天怒人怨。韩复榘入主山东后，为了坐稳位子，那是真下了狠手。 张宗昌想回来搞事情，韩复榘表面笑嘻嘻，反手就让人把他给崩了。这一手，既除了隐患，又在山东老百姓面前立了威。 客观地说，韩复榘在山东这七年，还真不能全盘否定。他知道枪杆子重要，也知道钱袋子重要。为了搞钱，他大力发展民生，甚至请了梁漱溟这样的大学者来搞乡村建设运动。在他治下，山东的工厂搞得有声有色，全省能排上号的企业有10624家，工业资本几千万。 更难得的是，他对教育是真舍得投入。那时候教育厅长何思源其实是南京派来盯着他的“钉子”，但这两人在办教育上倒是出奇的一致。韩复榘从不拖欠教育经费，山东大学、山东省立戏剧学校都是那时候搞起来的。在校学生从50万翻倍到了100多万。 但是，韩复榘始终有个心结：南京那帮人，总想算计我。 这事儿还真不是他多疑。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历来是“削藩”没商量。南京往山东派党务人员，那就是去掺沙子的。最典型就是张苇村遇刺案。这个张苇村是CC系的人，那是陈果夫、陈立夫的亲信，专门负责在山东监视韩复榘。 这中间的博弈简直比谍战片还精彩。韩复榘先是用金钱美女把张苇村给拉下水，让他当双面间谍。可谁知道国民党特务系统无孔不入，中统特务湛峻岑发现了张苇村的动摇。结果韩复榘一不做二不休，1935年春节，直接在游艺会上让人把张苇村给暗杀了，然后栽赃给湛峻岑，最后把这两人全给处理了。 这事儿做得极其嚣张，蒋介石气得牙痒痒，但当时要对付红军，又要应付日本人，只能忍了。但这个仇，老蒋可是记在小本本上了。 真正让韩复榘走上绝路的，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一开始，韩复榘还是想打一打的。他在黄河边上跟日本人硬刚了几仗，德州血战、临邑阻击，那是真刀真枪拼过的，部队伤亡惨重。可打着打着，韩复榘那点“小生意人”的算盘又打响了：我的兵打光了，老蒋会给我补吗？以前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打光了，直接就歇菜了。我不能当这个冤大头！ 于是，当日本人大军压境的时候，韩复榘做了一个让他遗臭万年的决定：跑！ 这一跑不要紧，整个山东防线全线崩溃。济南丢了，泰安丢了，他一路狂奔到了鲁西南。他这一跑，把侧翼的李宗仁给坑苦了，徐州会战差点就没法打。更要命的是，他还跟四川的刘湘眉来眼去，想搞个反蒋联盟。 这时候的蒋介石，已经是忍无可忍。你丢地盘我可以忍，你还要联合别人造我的反？那你就必须死！ 1938年1月，开封会议。这就是一场专门为韩复榘设的“鸿门宴”。 韩复榘去之前其实心里也犯嘀咕，但他太迷信以前那套“军阀游戏规则”了。他觉得大不了就是下野，过几年又是一条好汉。李宗仁劝他别去，他没听；孙桐萱劝他小心，他也没当回事。 会议现场，气氛那是相当诡异。蒋介石一上来就开始点名骂人：“韩主席，你不发一枪，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由谁负？” 这时候，韩复榘那股子倔劲儿上来了，当着几十号将领的面，直接顶了回去：“山东失守是我负责，可南京失守又该谁负责？” 蒋介石当场就炸了，拍着桌子怒吼：“我现在说的是山东，南京的事你不用管，自有人负责！” 这梁子算是彻底没法解了。韩复榘被刘峙拉出会场，刚出门就被特务塞进了汽车。1月24日，在武汉的一座小楼里，一代“山东王”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被枪毙了，连个审判过场都走得匆匆忙忙。 韩复榘死后，蒋介石为了安抚他的旧部，又是升官又是许愿，把那十万大军给稳住了。这就看出来国民党的高明之处了吗？其实并没有。 这恰恰暴露了国民党最虚弱的一面：它维系统治靠的不是共同的信仰，而是权术和利益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