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0月，任弼时被捕，敌人派兵将他押往安庆。船上，许多旅客上前围观。任弼时忽地瞥见人群中有一个人很面熟，他正准备打招呼，突然想了想，不能这样冒失。 那人不是别人，正是常在江浙皖一带贩卖丝绸的同乡彭佑亭！任弼时悄悄绷紧了后背，刚要抬起的手猛地攥紧﹣﹣此刻他化名"胡少甫",自称长沙纸庄学徒，要是暴露了真实身份，不仅自己性命难保，还可能牵连同乡和隐藏在各地的同志。彭佑亭也认出了他，嘴巴一咧就要开口，任弼时赶紧用力眨了眨眼，又微微摇了摇头，那眼神里的急切让彭佑亭瞬间闭了嘴。 彭佑亭也是个机灵人，立马装作看热闹的路人，往后退了两步，可眼睛还直勾勾地盯着任弼时，满脸都是担忧。任弼时心里清楚，这还不算完，敌人正盯着围观的人，说不定就等着有人认亲抓现行。 他索性顺着敌人的推搡，故意提高嗓门喊：“老总，别推搡啊！我真是长沙陈岳云纸庄的学徒胡少甫，到南陵收账的，你们抓错人了！” 这话既是说给敌人听，更是说给彭佑亭听——陈岳云是他妻子陈琮英的堂兄，这暗语就是让同乡赶紧给上海的家人报信。 果然，敌人被他这理直气壮的样子唬了一下，一个当官的上前打量他：“长沙来的？怎么跑到南陵收账，还跟乱党凑一块儿？” 任弼时心里咯噔一下，脸上却不动声色，掏出身上仅有的八十块大洋：“老总您看，这都是收的账，我一个做买卖的，哪懂什么乱党啊，纯属倒霉撞上了！” 敌人翻来覆去检查了大洋，又盘问了纸庄的地址、老板的模样，任弼时答得滴水不漏——这些早就提前编好的口供，他在心里默念了无数遍。船行一路，他没再看彭佑亭一眼，可后背始终绷得像块铁板，生怕同乡一时冲动露了馅。 到了安庆，任弼时被关进了饮马塘监狱，等着他的是更残酷的考验。敌人见软的不行，直接上了酷刑：头顶窑块、膝跪铁链、老虎凳轮番上阵，打得他皮开肉绽，几次昏死过去。可每次醒来，他还是那句“我是胡少甫，就是个收账的学徒”。 他心里有股劲撑着：自己不能垮，彭佑亭肯定已经把消息传出去了，妻子陈琮英和组织一定会想办法。果然，彭佑亭下船后马不停蹄赶回长沙，找到任弼时的堂叔，连夜发电报给上海的陈琮英。 陈琮英接到消息时，怀里还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苏明。她没敢耽搁，当即向党中央汇报，周恩来指示她立刻赶回长沙配合营救。为了赶时间，她抱着孩子爬上一列拉煤的货车，寒风裹着煤渣打在脸上，孩子冻得不停哭闹。可万万没想到，一路颠簸下来，女儿苏明染上肺炎，没能挺过去，永远离开了她。 忍着丧女之痛，陈琮英擦干眼泪，以陈岳云纸庄老板的身份，准备好了所有证明材料。这边律师何维道也没闲着，硬是通过关系把案子从专门镇压共产党人的特种刑事法庭，转到了安徽高等法院，把“政治犯”变成了普通民事纠纷。 几个月后，安徽高等法院派人到长沙核查，陈琮英理直气壮地拿出账本、学徒名册，一口咬定“胡少甫就是我店的人”。敌人查来查去，没找到半点破绽，加上党组织在背后打通了关节，最终只能以“证据不足”宣布释放。 当陈琮英在监狱门口见到任弼时，他瘦得脱了形，身上满是伤痕，可眼神依旧坚定。这场生死较量，任弼时靠一个眼神传递消息，靠钢铁意志扛过酷刑，陈琮英靠果敢机智配合营救，彭佑亭靠默契配合传递情报，少了任何一环都可能满盘皆输。 在那个年代，地下工作者的每一步都踩着刀尖，一个眼神、一句暗语都关乎生死存亡。任弼时后来还曾被捕过一次，被敌人用电刑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可他始终坚守秘密，正如叶剑英评价的那样，他是“党的骆驼”，扛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最艰险的路，却从没想过退缩。 这种临危不乱的机智、宁死不屈的气节，不是天生的，而是对革命事业的绝对忠诚。正是无数个像任弼时这样的革命者，用血肉之躯筑起了坚不可摧的防线，才换来了后来的光明。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