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阿尔巴尼亚，一位扛着“救济粮”的民众，面对镜头他的脸上乐开了花，看起来非常高兴，当时的阿尔巴尼亚人幸福指数特别高，他们不用种粮食，靠着我国援助的粮食，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 1961年，那时候，咱们国家正在经历着“三年自然灾害”的尾声，可以说，当时的中国，正在为每一粒粮食，每一个活下去的机会而苦苦挣扎。 就在这个“饥饿至极”的关头，国家拿出所剩无几的外汇，从加拿大买了六万多吨救命小麦。按理说，这批粮食是要停靠在天津港，去缓解北方那严重的饥荒的。可历史往往充满戏剧性。 当货轮航行在太平洋上，一封加急电报改变了一切。最终的结果是：所有小麦都被卸在了阿尔巴尼亚的地拉那港。 中南海的灯光彻夜未眠，做出这个决定当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当时中苏关系降到了冰点，阿尔巴尼亚刚刚和苏共决裂，就像在黑暗中寻找依靠的孤舟，成了我们在欧洲为数不多的伙伴。把粮食先送去，是为了在国际上树立一个“仗义”的形象，为了那份“革命情谊”。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从那以后，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逐年增加，直到六十年代，近百亿的物资像潮水一样流向巴尔干半岛。 但最让人心痛的，是那些援助物资被对待的方式。 我们的技术员们亲眼看到，崭新的机床被弃于露天淋雨，精密轴承竟沦为村民的板凳。技术员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可对方却满不在乎地摆摆手说：“反正还会送新的。” 这种态度，反映了一种“等靠要”的心态，一种对“自力更生”精神的彻底背离。 说到“自力更生”，我们不能不提大寨。 1965年5月12日，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访问山西大寨，陪同的就有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团。当时的大寨，在陈永贵同志的带领下，正在用“十年造地计划”、“三战狼窝村”的精神，把“山高石头多，地无三亩平”的穷山沟改造成高产梯田。 周总理带着外宾顶着烈日，走了12里坑坑洼洼的山路。在炎热的夏天，看到大寨人硬是用双手把亩产从330斤提高到670斤，看到他们面对1963年的特大洪灾，拒绝了国家的救济粮，自力更生，最后还向国家上交了12万斤粮食的伟大事迹，来访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无不震撼。 更关键的是，到了饭点，周总理特意交代陈永贵用“大寨饭”招待：玉米窝窝头、土豆丝、腌咸菜。周总理此举的深意，就是想让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看到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现状，顺便激励他们要坚持走“自力更生为主，依靠外援为辅”的道路。 这顿朴素的“大寨饭”，就是一堂生动的国际教育课。代表团回去后，确实降低了要求中国提供援助的数量。可见，周总理不仅希望国内的老百姓向大寨学习，也想让友邦认识到，从艰难向致富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更不是伸手要来的。 到了1971年，尼克松的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这代表着国际局势的巨大变化。而我们这位“欧洲小兄弟”阿尔巴尼亚的反应，却是突然在地拉那的街头出现了反华标语。当时他们的领导人霍查一声令下，摘下了所有中阿友好的牌匾。 十几年的付出，近百亿的物资，就像一场美梦突然醒来，化为泡影。 到了八十年代初，中国撤回了最后一批专家。阿尔巴尼亚那些中国援建的工厂大多停止了运转，废弃的车间里，中国制造的零件散落得到处都是。如今，在地拉那的郊外，锈迹斑斑的厂房孤零零地立在荒草丛中，“中阿友谊万岁”的字迹也被风雨侵蚀得模模糊糊。 援助的终结，对阿尔巴尼亚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震荡。 原来那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在失去“输血”之后，很快就难以为继。这个国家长期处于一种“重度被迫害妄想症”的状态，在冷战中同时与美苏交恶，军火库中储存了上百万的枪支以防大国入侵。 当苏联倒台，东欧剧变，这些过剩的武力一夜之间失去了对手。国家财政养不起那么多脱产的军人，这些被迫脱下军装的军人，在经济动荡中不知所措。他们看到老百姓排队领救济粮，看到退役老兵被迫乞讨，看到金融寡头们却坐着豪车。在毁灭的秩序中，他们的信仰也随之崩塌。 这些除了军事技能别无长处的男人，很快就从以前准备对付北约的军火库中盗取枪支，加入了黑帮。当时的阿尔巴尼亚街头到处到是手拿AK的无业游民。 如今，阿尔巴尼亚人成了欧洲恐怖城市传说的主角。欧洲各国父母吓唬孩子，都会说：“你再不听话就给你送给阿尔巴尼亚人。”这不是偏见，因为以人口贩卖为主业的阿尔巴尼亚黑帮行踪遍布欧洲。伦敦的10万阿尔巴尼亚人中，就有5万人住在政府提供的“铁窗里”。 我们的慷慨付出，出发点是纯粹的国际主义情怀，是为了在外交上打开局面，为了那份珍贵的友谊。但无限制、不计成本的“输血式”援助，最终却可能助长了受援国的惰性和依赖性，甚至在经济崩溃后，加速了社会的动荡和秩序的瓦解。 真正的友谊，应该建立在互相尊重和“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援助可以救急，但不能代劳一国人民创造财富和建设国家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