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统计过，在毛主席42岁以前，毛主席被撤职10次，降职8次。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可在早期也是不被看好的，就像一块钢铁不断接受着熔炉的冶炼与锻打。可在每次危难关头，总是毛主席扭转乾坤，特别是在长征中的“四渡赤水”将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红军打下遵义，三万七千多人的队伍刚喘口粗气。 蒋介石在南京急得团团转，连拉湘军、鄂军、川军、陕军，一百四十八个团，约四十万正规军，再加民团，总数七十万，照着乌江西北、川黔边画了个大圈，心里就一个想法，把这点红军困死在山沟里。 遵义会议刚开完，毛泽东进了政治局常委，地位算是抬高，可不少人还在看。 紧跟着的土城一仗，直接成了试金石。 一月二十七日，他同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到了遵义以北土城，侦察报告说，后面只有两个旅四个团，地形又利于设防，毛泽东提议在青杠坡打掉川军郭勋祺部，为北渡长江清路，几位主将都没反对。 二十八日天刚亮，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在山坡上展开，朱德赶到前沿，刘伯承盯着阵线，红军拼命打了三四个小时，把第一拨川军压下去。敌人增援一茬接一茬，红五军团阵地被撕开口子，敌人抢到高地，直逼土城，前锋摸到白马山，中革军委指挥部那边都能听见枪声，形势一下子凶了起来。 一月二十九日，中央红军从几个渡口渡过赤水，一渡赤水就这么拉开。 红军身子刚转到川南，蒋介石把长江两岸也忙个不停，催川军从滩头到宜宾、江津赶筑工事，重要位置砌碉堡，又把军舰和装甲商船丢进宜宾到江津江段，昼夜来回晃，潘文华带部队守在长江南岸，嘴上叫“剿匪”，手里攥着堵口的任务。 二月二日，他又把“追剿”军第一兵团改成第一路军，交给何键，把乌江东岸沿河、印江卡住，主力留在湘西围堵红二、红六军团；第二兵团拉上滇军、黔军，成了第二路军，由龙云挂名、薛岳督战，下辖几路纵队专盯中央红军，叙永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被挤成一块硬邦邦的棋盘。 照原定“北渡长江”的路子走下去，等着的就是被合围。 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依毛泽东意见，决定暂缓北渡，把战场挪到川黔滇三省交界，准备打一仗“会走路的仗”，借军阀之间的龃龉和山高路险，从缝隙里挤出一条路。 红军一钻进边界地区，国民党军跟着西渡赤水堵门，黔北却腾出了空当，毛泽东顺手下令，二月十八日从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二渡赤水，重新扑向黔北，又抽出红一军团一个团进古蔺一带，放“打过长江去”的风声，让川军心里没底。 二渡之后，中央红军从西往东、从北往南机动了一千一百里，桐梓拿下，娄山关再度被夺回，遵义城重新插上红旗，两师八个团的敌军被打成稀碎。毛泽东听到娄山关的消息，顺手写下《忆秦娥·娄山关》，几句词里，全是“雄关如铁，从头越”的劲头。 就在这段时间，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在攻占遵义时牺牲，成了长征途中第一位牺牲的军级优秀指挥员，彭德怀让人把遗体抬回后方，替战友擦净脸上的泥血，换上干净军装，低声说要帮他把没干完的事做完。 遵义、娄山关、桐梓接连丢失的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气得直拍桌子，说这是追击红军以来的奇耻大辱。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他飞到重庆，宣称亲自坐镇，川、黔各军一律听他号令，口头勾了个“一揽子计划”，打算用近四十万作战部队外加民团，总数七十万，在乌江以西、川黔大道以东照搬第五次“围剿”的那一套，堡垒推进，重点打击，把中央红军困死在山沟里。 毛泽东把这股压力当成可以借力的风。 中央红军在遵义、鸭溪一带徘徊了几天，时而集中，时而分散，看上去像拿不定主意。蒋介石误以为抓住了红军主力，认定红军一是准备丢下遵义往西窜，二是想先和周浑元部决战再南压贵阳，于是调几路纵队压到仁怀、鲁班场、大定、黔西、金沙、土城，又在乌江两岸拉出封锁线，合围圈越拢越紧。 三月十五日下午，红军向鲁班场守军发动总攻，周浑元吃过遵义的亏，让部队缩在碉堡里不出战。毛泽东看清这一点，在川黔滇边区打一口气吃掉敌人大块兵力已经不现实，眼光只好再度转回赤水河。 三月十六日，中央红军从茅台一带西渡赤水，第三次过河，渡河特意选在白天，队伍排成长龙，旗帜在河谷里晃，故意做出要北渡长江的架势，逼着敌军往西挪。 他这时心里已经有了三渡四渡的盘算，对刘伯承说，只要能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说白了就是谁牵着谁鼻子走。 敌军主力纷纷西渡赤水，封锁圈还没合拢，中央红军忽然掉头。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一日，部队从二郎滩、太平渡一线东渡赤水，第四次踏上河东岸，再进黔北，真正打的主意是南渡乌江。明面上留出一个团往古蔺方向晃，装成主力，要去金沙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给川军看个假影子。 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红军主力从江口、大塘、梯子岩等渡口南渡乌江，总算从四十万国民党军的重围里挣脱出来。 多年以后，一九六〇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见到毛泽东，大赞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毛泽东只淡淡一句，这些算不了什么，四渡赤水才是得意之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