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广州刚解放，叶剑英正要去当官，毛主席却突然传来急令： 此人无论犯了什么罪，都务必要给他安排工作！一律不得怠慢！ 叶剑英捧着电报愣了半天。刚经历过战火的广州满目疮痍，10月14日进城时，街道上还残留着炮弹碎片，国民党撤退前拆走了工厂设备、烧毁了部分仓库，数十万市民连基本的吃喝都成问题。他正忙着组建市政府、恢复秩序，毛主席突然点名要保一个“有罪之人”，这让身兼广州市长和军管会主任的他满心疑惑。到底是谁，能让毛主席如此破例？ 派人一番追查，答案很快浮出水面——此人是关国栋，广州增埗水厂的总工程师。这个名字，叶剑英并不陌生。接管水厂时，工人就反映过，这位留洋归来的工程师是水厂的“顶梁柱”，从1903年水厂筹建时就参与其中，英国牛津大学的工程专业背景，让他成了华南地区少有的水务专家。可他的“罪”也明明白白：抗战期间，日军占领广州，增埗水厂被日军控制，关国栋没有撤离，继续负责水厂运营，被不少人扣上了“附逆”的帽子；解放前夕，国民党要拆运水厂关键设备往台湾，他虽没直接反抗，却偷偷把核心机组的图纸藏了起来，还故意拖延拆卸进度。 叶剑英找到关国栋时，他正躲在出租屋里，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得知新政府要找他，关国栋以为是来清算旧账，低着头不敢看人：“我知道自己有错，抗战时没敢走，让日本人用了水厂，我认罚。” 叶剑英把毛主席的急令念给他听，关国栋猛地抬起头，眼里全是不敢置信的泪光。他攥着藏了多日的图纸，声音颤抖：“我不是想帮日本人，只是水厂是广州人的命根子，炸了、停了，老百姓喝什么？” 毛主席的急令，从来不是凭空破例。他早就通过情报得知，广州解放后供水危机迫在眉睫。当时全市只有增埗和沙面两家水厂，增埗水厂的第三套给水系统被日军轰炸后一直没修复，国民党又拆走了部分输水管，14万立方米的供水量里，66.1%都白白漏掉了。西关、南关的百姓要排队几小时挑水，不少人只能喝浑浊的河水，痢疾、霍乱的隐患随时可能爆发。而关国栋，是唯一能快速修复水厂、恢复供水的人。在毛主席眼里，比起所谓的“历史污点”，让百姓喝上干净水、稳住刚解放的城市，才是头等大事；比起立场是否绝对“纯粹”，能为人民做事的技术，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关国栋没辜负这份信任。他第二天就住进了水厂，带着工人在废墟里清点设备、绘制修复方案。没有替换的零件，他就带领大家拆解废弃机器拼凑；输水管不够，他凭着记忆修改管网路线，减少耗材；漏水点太多，他趴在泥水里逐个排查，手上脚上全是伤口。那些曾经质疑他的工人，看着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啃着干硬的窝头指挥施工，慢慢放下了成见，跟着他一起加班加点。 仅仅一个月，增埗水厂的供水能力就恢复到了战前水平。当清澈的自来水重新流进千家万户时，老百姓敲锣打鼓地跑到水厂门口致谢，关国栋站在人群里，抹了把脸上的泥和汗，第一次笑得踏实。后来，这座水厂改名为西村水厂，成了广州供水系统的核心，而关国栋一直在这里工作到退休，见证了广州从“守着珠江没水喝”到“四源共济、八厂互补”的蜕变。 很多人后来不解，毛主席为何要力保一个有“历史问题”的人。其实答案很简单：新中国的建设，需要的不是清一色的“完美者”，而是愿意为人民服务、有真才实学的劳动者。当时的广州，不仅是水务，铁路、电力、市政等各行各业都缺技术人才，毛主席的这道急令，其实是给全国立下了一个规矩——只要有一技之长，愿意改过自新、为国家出力，新中国就愿意给机会。 叶剑英后来在干部会议上说：“主席看得远啊，城市要运转，百姓要生活，没有技术人才不行。这些人可能有过过错，但我们不能一棍子打死，要让他们的本事用在正地方。” 正是这种包容与远见，让无数像关国栋一样的人才，放下了顾虑，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从修复水厂到修建铁路，从恢复工业到发展教育，他们用自己的专业能力，让百废待兴的中国慢慢站稳了脚跟。 国家的崛起，从来不是靠空洞的口号，而是靠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件件实在的事。毛主席的这道急令，不仅保住了一个工程师，更彰显了一种格局——对人才的尊重，对民生的重视，对未来的远见。这种格局，让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硬生生建起了属于自己的工业体系、民生保障，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