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富商王永庆离世，子女在清点遗产的时候，意外发现父亲在瑞士银行有400亿的存款，于是子女们为了得到遗产，争前恐后的前往取钱，结果却被告知，一分钱也不能取走。 2008年的台北，秋雨下得黏糊糊的。王永庆的子女们围在律师事务所的红木桌前，空气里弥漫着香烛的余味和挥之不去的焦虑。老爷子刚走没半个月，灵堂的白菊还没谢，清点遗产的会计师就捧着份文件进来，声音发颤：“瑞士银行那边……查到一笔存款，400亿新台币。” 屋里瞬间静了。几个子女你看我我看你，眼神里的震惊慢慢变成了别的东西。长子王永文最先开口，清了清嗓子：“既然是父亲的存款，按法律该怎么分，就怎么分。”话虽这么说，第二天他就带着律师飞了瑞士。 谁料刚到银行，经理就鞠着躬递上份文件：“王先生，很抱歉，这笔钱取不了。” “为什么？”王永文拍了桌子，“我是他儿子，有继承权！” 经理指了指文件上的条款：“王老先生生前立了特殊约定，这笔钱的受益人不是任何亲属，而是‘王永庆慈善基金’，专门用于大陆的教育和医疗事业。您看，这里有他的亲笔签名。” 消息传回来，台北的豪宅里炸开了锅。小女儿王永珠把咖啡杯摔在地上：“爸也太偏心了！我们才是他的亲人，凭什么把钱给外人？”二儿子王永灿闷头抽烟：“会不会是银行搞错了？他这辈子最看重家人，怎么可能……” 他们哪里知道，这400亿背后，藏着老爷子藏了一辈子的心思。 当年王永庆在嘉义开米店，十五岁的少年踩着三轮车走街串巷，米里有颗石子都要亲手挑出来。后来做塑料生意，仓库堆着4吨滞销的塑胶粉，像座小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有天夜里，他蹲在仓库抽烟，看着那些白花花的粉末，突然想通了：“卖不出去，就自己开加工厂，把塑胶做成成品！” 他带着样品跑遍全台湾，鞋厂、玩具厂挨个敲门，磨破了三双皮鞋，终于谈成第一笔订单。后来台塑集团越做越大，他成了“塑胶大王”，可办公室的沙发还是用了二十年的旧款，吃饭总爱点一碟酱瓜，说“这比鱼翅实在”。 子女们总嫌他抠门，却没见过他偷偷给老家的小学寄钱，没见过他在大陆考察时，看着山区孩子趴在泥桌上写字，偷偷抹眼泪。有次随行的助理听见他跟老伙计打电话：“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能让更多人过好日子，才算真值钱。” 瑞士银行的经理后来在采访里说，王永庆立遗嘱那天，特意穿了件洗得发白的衬衫，跟银行专员聊了三个小时。“他说子女们有手有脚，能自己闯天下，可大陆还有太多孩子没书读，太多人没条件看病。”经理记得老爷子说这话时，眼里闪着光，“我这辈子挣的钱，取之于社会，也该用之于社会。” 遗产风波闹了大半年，子女们找了无数律师，甚至想打官司推翻遗嘱，可王永庆的约定滴水不漏。最后他们只能看着那400亿，一笔笔汇入大陆的山区学校、县医院，变成崭新的教学楼，变成亮堂堂的手术室。 有回王永文去福建考察，路过一所“永庆中学”，看着操场上奔跑的孩子，突然想起小时候父亲教他算账：“钱要算清楚，但人心不能算太细。”那一刻，他好像懂了——父亲不是不爱家人，是他的“家”，比他们想的要大得多。 如今嘉义的老米店改成了纪念馆，墙上挂着王永庆的手迹：“勤劳是摇钱树，节俭是聚宝盆。”旁边的展柜里，放着他当年跑业务时用的样品箱，褪色的帆布上，还能看见少年王永庆踩过的泥印。 讲解员总跟游客说：“王先生这辈子挣了很多钱，但他最骄傲的，不是台塑集团的规模，而是那些用他的钱建起的学校和医院。他常说，人活一辈子，能留下点让后人记挂的好事，才算没白来。” 台北的豪宅早就换了主人，可大陆的山区里，孩子们还在“永庆图书馆”里读书，老人们在“永庆医院”里看病。他们或许不知道王永庆是谁，却实实在在受着这份恩惠——这大概就是老爷子最想要的结局：钱花光了，可善意留了下来，比任何遗产都活得长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