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这个国家，一战跟协约国混，二战跟日本混，战后又跟美国混，每次都押对宝，从没被清算过，堪称站队界的天花板。 回顾历史，泰国的这种智慧在19世纪末就已炉火纯青。 当时，英国拿下了缅甸，法国控制了中南半岛，泰国被夹在两大殖民帝国之间，危如累卵。 然而，拉玛四世和拉玛五世两位国王，却展现了惊人的政治手腕。 他们没有选择硬碰硬，而是主动向英法开放通商，巧妙地利用两大强国间的矛盾与猜忌。 最终，英法两国于1896年签订《伦敦协定》，心照不宣地承认泰国为中立缓冲国。 就这样，泰国成了东南亚唯一一个从未彻底沦为殖民地的国家，保全了主权。 进入20世纪，泰国的“站队”天赋更是发挥到了极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泰国在1914年果断宣布中立，冷静观察着欧洲战场的风云变幻。 直到1917年，眼看美国参战，同盟国败局已定，泰国才抓住时机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 这一招“延迟站队”，让它在战后获得了丰厚回报。 作为战胜国，泰国不仅风光出席了巴黎和会，更重要的是，借此机会成功废除了西方列强在泰国享有的治外法权，并在1920年顺利加入了国际联盟。 如果说一战的操作只是牛刀小试，那么二战期间泰国的表现，则堪称“双面下注”的教科书式案例。其操作之大胆，过程之魔幻，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 1941年，日军铁蹄踏入泰国。 时任总理銮披汶政府迅速转向，与日本签署《日泰同盟条约》，并在1942年正式对英美宣战，俨然成了轴心国的一员。 但与此同时，一条秘密战线也在悄然运作。时任泰国驻美大使社尼·巴莫，接到国内的宣战指令后，竟公然抗命，拒绝向美国递交宣战国书。 他反而在美国的支持下，组建了著名的“自由泰人运动”，与国内以比里·帕侬荣为首的亲英美势力遥相呼应，暗中为盟军提供情报和支持。 这种“一国两投”的策略，为泰国留下了至关重要的后路。 等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泰国政府第二天就立刻发表声明，宣布“对英美的宣战无效”。 美国对此心领神会，顺水推舟地承认了泰国的“被迫参战”身份，使其免于被当作战败国清算。 更令人称奇的是，到了1955年，泰国竟以“受害国”的身份，成功向日本索赔了150亿日元。 冷战开启后，泰国再次迅速转身，全面倒向美国，成为其在东南亚反共阵线上的重要支点，并最终获得了“非北约主要盟国”的特殊地位。 然而，这种一边倒的局面也并非一成不变。 2014年泰国军方发动政变后，遭到了西方的普遍批评和制裁，曼谷与华盛顿的关系一度陷入低谷。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泰国开始显著地向东看，与中国的关系迅速升温。 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中泰铁路和联合军演等项目便是最好的证明。 时至今日，尤其是在中美博弈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泰国的“竹式外交”正面临新的考验，但其核心逻辑依然清晰： 经济上靠拢中国，安全上联合美国。 今年恰逢中泰建交50周年，两国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早在2022年，双方就签署了构建“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从去年底持续到今年初的佛牙舍利赴泰供奉活动，更是掀起了一场文化与宗教交流的热潮。 经济上，中国已连续12年成为泰国最大贸易伙伴。 泰国在2023年正式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更是其拓展新兴市场、寻求多元化发展的关键一步。 但在另一边，泰国也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维持着与传统盟友的互动。 不过，泰国始终小心翼翼，避免在其中扮演针对中国的角色。 2023年大选后上台的赛塔政府明确表示，泰国对中美均持开放态度。 但其首要任务是保障经济复苏，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的游客和投资。 泰国前部长阿奈·劳塔玛特曾精辟地指出，泰国的外交是“筑桥而非筑墙”。 它将全球化和大国竞争视为机遇，而非威胁，通过扮演连接各方的桥梁来提升自身价值。 这种策略植根于其文化深处的佛教“中道”哲学，强调坚韧、弹性和动态平衡，而非僵硬的对抗。 当然，这种走钢丝的平衡术也并非没有风险。中美竞争的加剧，正不断压缩模糊空间。 同时，泰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如2023年大选中进步派的崛起，也可能对其传统外交的连贯性构成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