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在台上笑着调侃他，全场目光像聚光灯一样打过来。 这个被看着长大的演员，接住话筒，用22岁时拍的台词稳稳接住了所有审视。 三年后，他的导演椅摆进了戛纳。 《我的朋友安德烈》在导演双周单元亮灯时，国际影评人划出重点：这部来自东北工业小城的青春片，用油画般的镜头，完成了两代电影人关于“离别”的对话。 他不再追问人为什么会走散。 他把镜头对准散之前，那两个少年如何用肩膀撞开厂矿家属院的黄昏，如何把秘密埋进生锈的铁轨。 这是一种更残忍的温柔——记录紧密，是为了让分离的裂痕显影。 以前演贾樟柯的电影，他是被时代洪流推着走的人。 现在自己执镜，他把自己变成了一座桥。 桥的一端连着“山河故人”的厚重土地，另一端铺向属于Z世代的、非线性的叙事旷野。 戛纳之后，这部电影还要去威尼斯、去多伦多。 但比电影节巡回路更重要的，是他在创作里完成的那次复位：当你可以用光影安放记忆，童年那个看着父母远去的自己，终于被看见。 最好的传承不是模仿。 是接过前辈的镜头，对准属于自己这代人的褶皱与光亮。 董子健的导演处女作，拍的不是一场告别，而是拓印下了告别发生前，最后一次并肩时的心跳。 创作者拿起的不是镜头，是听诊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