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晚年住在什么地方，1967年去世时，家里还有多少钱？ 1959年，北京的冬天挺冷。 当溥仪拿着编号001的特赦通知书走出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大门时，他已经53岁了。 他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既不是怎么报效祖国，也不是怎么面对江东父老，而是最俗却最致命的——今晚睡哪？ 曾经，紫禁城那是他的家，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子任他睡。后来在天津，那是张园、静园的小洋楼；即便是在伪满洲国当傀儡，那也是住在长春的“帝宫”里。 可现在，他回到了北京，却发现自己成了真正的“北漂”。 政府虽然给了特赦，但房子得一步步安排。溥仪出了火车站，拎着行李直奔他的五妹金韫馨家里。这可能是他这辈子第一次体会到“寄人篱下”的滋味。 五妹家也不宽裕，一大家子人挤在一起。昔日的“皇上”来了，也变不出多余的房间。没办法，五妹只能把床铺让给大哥睡，自己和孩子们挤一挤。 在五妹家住了半个月，长久下去也不是个事儿。政府办事还是挺有人情味的，看出了溥仪的窘迫，便出面给他安排了住处。 这一站，是崇内旅馆。 他在这儿住了大概三个月。这段时间，他就像个刚进城的孩子，重新学习怎么穿衣服、怎么坐公交车、怎么去路边摊买早点。 紧接着，工作落实了。1960年，溥仪被分配到北京植物园当园丁。 这一去，住的问题又变了。他住进了植物园的集体宿舍。 工友们一开始都拘谨，谁敢跟皇上睡一屋啊？但日子久了发现，这老头除了干活笨点，人挺随和，甚至有点憨厚。 在植物园，溥仪学会了修剪花草，也学会了在食堂排队打饭。这期间，他的工资是60块钱。 这种单身汉的日子过了几年，组织上觉得溥仪年纪大了，身边没个知冷知热的人不行，再加上他的身份特殊，总住在集体宿舍也不方便。 1964年，溥仪调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做专员，这可是个正经的文职工作。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遇到了人生最后的伴侣，李淑贤，一位普通的护士。 结婚后，两人总得有个像样的家。 政府在西城区东观音寺给他安排了一处独门独院的房子。这虽然比不上紫禁城的金銮殿，甚至比不上天津的小洋楼，但在当时的北京城，这绝对是豪宅级别的待遇了。 这个院子，成了溥仪人生中最后一个，也是真正意义上属于他作为“公民溥仪”的家。 日子如果能一直这么平静下去，也算是善终。但命运总爱在最后时刻再开个玩笑。 1966年，溥仪病倒了，确诊为肾癌，后来引发了严重的尿毒症。那段日子，他频繁地往返于家和北京人民医院之间。 到了1967年10月17日，这位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在医院的病床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享年61岁。 他走的时候，人们习惯性地会想：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毕竟当过皇帝，家里肯定藏着点什么传世珍宝吧？随便拿出一件什么玉扳指、鼻烟壶，那都得价值连城吧？ 真相，残酷得让人心酸。 溥仪去世后，他的妻子李淑贤在整理遗物时，对着空荡荡的家，只说了一句话：“家里并没有多余的钱财。” 当时的清单非常简单： 存款：几乎为零。 前面咱们说了，溥仪对钱没概念，有多少花多少，加上晚年看病吃药，那点工资早就花得精光。 古董字画：一件没有。 他从紫禁城带出来的那些国宝，早在逃难路上变卖的变卖，丢失的丢失，剩下的全部上交给了国家。他觉悟很高，晚年写《我的前半生》，甚至把手里仅存的几个小物件都捐了。 大衣柜：这是家里最值钱的物件。 李淑贤后来回忆，家里唯一能算得上“资产”的，就是那个大衣柜。 他留下了一样最值钱的东西——《我的前半生》。 这本书的稿费，或许是他留给妻子为数不多的实际遗产。但这本书的价值，远超金银珠宝。他用一种近乎残酷的坦诚，把自己像剥洋葱一样剥开给世人看，从皇帝到战犯，再到公民，这种心灵的救赎，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人走了，总得入土。 按照规矩，溥仪作为政协委员，他的骨灰一开始是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的。这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已经是极高的政治礼遇了，意味着国家认可他改造后的公民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