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陈独秀曾对儿子流露过这样的忏悔：“我对不起那些被我鼓动的年轻人。” 这话从一个一生桀骜不驯的老者嘴里说出来，带着穿透岁月的沉重，听着就让人心头发酸！彼时是1941年的江津石墙院，川东民居的四合院里，老槐树的影子拉得老长，陈独秀躺在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上，高血压引发的头痛让他眉头紧锁，面对守在床边的三儿子陈松年，这位曾经的“五四运动总司令”，第一次在亲人面前流露出如此深的愧疚。 谁能想到，这个晚年贫病交加、靠友人接济度日的老人，二十多年前曾是搅动中国思想界的“惊雷”。1915年，他创办《新青年》，喊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像一把利剑劈开封建礼教的阴霾；1919年，他站在五四运动的潮头，鼓动年轻人“冲决一切罗网”，去追求民族的新生。那些年，无数青年揣着《新青年》奔赴理想，有的投身革命洪流，有的远赴海外求学，他们把陈独秀当成精神导师，坚信跟着他能走出中国的黑暗。 可历史的吊诡，偏偏让这位启蒙者的人生充满波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曾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却在大革命后期因路线分歧与共产国际产生矛盾，又因接受托洛茨基主义，1929年被开除党籍。他不是没有反思过，但骨子里的执拗让他不愿低头，哪怕后来看清托派理论不切实际，也只是淡淡一句“各奔前程”，与这个组织彻底切割。 最让他痛彻心扉的，是那些追随他的年轻人的命运。五四运动中，他喊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无数青年响应着走上街头，可后来呢？有的在白色恐怖中被国民党逮捕杀害，有的在革命内讧中殒命，有的跟着他的思路探索，却在迷茫中迷失方向。他自己的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也是被他的思想影响走上革命道路，最终都倒在了敌人的屠刀下——即便当初他对妻子为儿子招魂的行为曾嗤之“迂腐”，晚年想起，怕是也只剩无尽的悔恨。 晚年的陈独秀早已没了当年的锋芒。1938年从武汉辗转来到江津后，他深居简出，潜心著述，生活过得异常清苦。蒋介石派要员邀他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长，许以高官厚禄，他一口回绝；有人劝他出国避难，他也摇头拒绝，硬是守着石墙院的破屋，过着“清苦自持”的日子。国民党教育部编译馆给的2万元稿费，他分文未动，直到去世都原封退回，这份气节，倒是从未改变。 可夜深人静时，那些年轻的面孔总会在他脑海中浮现。他想起《新青年》创刊时，年轻人寄来的一封封热血沸腾的来信；想起自己在北大红楼演讲时，台下青年眼中闪烁的光芒；想起有个叫李大钊的挚友，和他一起播撒革命火种，最终却慷慨就义。他这一生，奔走社会运动三十余年，曾想给贪官污吏政治以致命打击，可到头来，不仅革命事业屡遭挫折，还让那么多信任他的年轻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当初喊着让他们冲破黑暗，可我自己后来都迷了路，”陈独秀咳嗽着，声音沙哑，“我只知道让他们勇敢往前冲，却没给他们指对始终走得通的路，这不是误人子弟吗？” 他的忏悔，不是否定当年启蒙的意义，而是痛惜自己的固执与摇摆，让那些热血青年的牺牲多了几分悲壮。他一生不愿说“不痛不痒的话”，哪怕承认错误，也带着骨子里的坦诚。 1942年5月，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离世，享年63岁。出殡那天，三十里路上站满了送葬的人，有安徽同乡，有当地学生，还有那些记得他启蒙之恩的普通百姓。有人送的挽联写着“言皆断制，行绝诡随”，既肯定了他的刚直，也暗合了他一生的执着。他到死都没改变自己的性格，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用一句忏悔，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真实。 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陈独秀有功，他的《新青年》唤醒了一个沉睡的民族，他的启蒙让无数青年挣脱了思想的枷锁；他也有过，他的执拗让他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选错了方向，间接让许多追随者陷入困境。但那句“对不起那些被我鼓动的年轻人”，足以证明他从未泯灭良知，从未忘记那些为理想献身的青春。 这位一生都在“试错”的思想者，用自己的跌宕人生告诉我们：启蒙容易，坚守难；鼓动容易，负责难。他的忏悔，不是软弱，而是对历史的敬畏，对生命的尊重。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