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评价蒋介石的千万种声音里，张学良的评判始终是最特殊的那一个，论立场，他是发动西安事变的兵谏者，是被蒋介石幽禁半生的阶下囚，看似最无资格置喙；论认知，他曾是蒋氏倚重的股肱之臣，是亲历过民国政坛风云变幻的见证者，对这位政坛对手的解读，藏着旁人难及的深切与复杂。 在张学良的记忆里，他对蒋介石的最初印象，曾写满了一个年轻将领对“统一领袖”的憧憬。 1928年皇姑屯的一声巨响，将27岁的张学良推上了东北的权力之巅。彼时的白山黑水间，日本侵略者虎视眈眈，国内军阀割据乱象丛生，临危受命的少帅，最终选择以“东北易帜”归附南京国民政府。据东北军侍卫官陈大章回忆，易帜后蒋、张二人于北平会面时，蒋介石曾许下“他日国家告成，领袖之位还需你担”的诺言。返程沈阳的专列上，张学良对部下鲍文樾慨然直言：“谁能收拾这破碎河山，我便拥护谁。蒋先生有理论、有魄力，是个能成大事的领袖。”私下里，他甚至对赵四小姐坦言：“蒋先生的言谈气度，做中国的掌舵人，他够格。”这份评价，裹挟着乱世之中对统一的迫切渴望，也带着一份少壮派军人对资深政治家的由衷敬意。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冯玉祥等军阀联手反蒋，战局胶着之际，手握重兵的张学良成了左右胜负的关键筹码。他最终在沈阳北陵的高级军政会议上亮明立场：“如今国事糜烂至此，若无国内统一，便绝无抵御外侮的资本。”彼时的张学良，早已窥见蒋介石的政治野心，看透了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权谋本色，但在“止息内战、促成统一”的核心诉求面前，他依旧认定蒋是彼时唯一能维系大局的力量。东北军入关稳定华北局势后，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两人关系抵达顶峰。 九一八事变的炮火，炸碎了这份看似稳固的信任。张学良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省沦入敌手，自己背负“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即便身处舆论风口，他也未曾公开指责蒋介石，1934年仍在演讲中将蒋的勤政比作“周公吐哺”。可随着与南京政府接触日深，他逐渐察觉到国民政府军队作风恶劣，政坛充斥着争权夺利的腐朽气息。1935年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期间，他目睹中央会议的混乱无序，终于认清南京政府的腐败本质，对蒋介石的信任自此摇摇欲坠。 1936年的西安事变，是两人关系的转折点。此前张学良多次苦谏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却屡屡被拒，最终选择“兵谏”逼蒋抗日。事变之中，他直言此举是东北军全体将士的共同心愿，甚至提出“请委员长退位”的要求。他晚年复盘这段过往时一语道破核心分歧：“他要先剿共再抗日，我却要先抗日再剿共。”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自此坠入长达半个世纪的幽禁深渊。幽禁初期，他对蒋介石仍怀有复杂情感，蒋介石让他研读明史，他便在囚室里以七律酬答友人，表明兵谏初心。但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因赠予旧部“东山再起”红绸一事被戴笠侦知，彻底断绝获释可能，这让他看清了蒋的猜忌与狭隘。在日复一日的读书反思中，他直言蒋“毫无中心思想，他的中心思想，便是他自己”。 1975年蒋介石病逝，张学良送上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晚年重获自由后，他在口述历史中痛批蒋“唯我独尊”，用人“不用人才，只用奴才”，直言其近代史上的贡献“唯有北伐与创建黄埔军校”，至于抗日与治台“毫无建树”。而对于《西安半月记》，他更是毫不留情地戳穿：“那里面的内容，全是假的。” 这便是张学良眼中的蒋介石，从最初的“统一希望”，到后来的“权谋政客”，再到幽禁岁月里看透的“独裁者”。这份评价，是一个失败者隔着半世纪光阴，遥望另一个失败者的人生镜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