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皇帝都姓朱，老百姓要杀猪正好犯了“杀朱”的名讳，后来机灵的朱元璋改了一字，巧

明朝皇帝都姓朱，老百姓要杀猪正好犯了“杀朱”的名讳，后来机灵的朱元璋改了一字，巧妙解决了这一难题。 1368年，南京紫金山巅的雪还未化尽。 朱元璋在奉天殿接过传国玉玺，身后百官山呼万岁。 这位从乞丐逆袭的布衣天子不会想到，他开创的大明王朝，即将被一个读音问题搅得天翻地覆。 全国百姓张嘴闭嘴的“猪”字，竟成了触犯龙颜的“杀朱”谶语。 新朝初立，百废待兴。 京城应天府的集市上，猪肉摊贩集体患上“失语症”。 城东王老汉的肉案前，买主比划半天手势，他才敢用气声挤出“豕肉”二字。 礼部急奏称，江南多地出现“以羊易猪”现象，年关祭祖被迫用腥膻羊肉替代，连《大明律》修订稿都因频繁涂改“猪”字而延误进度。 “朕的江山姓朱，百姓的饭碗也姓朱。” 朱元璋在奉天殿后暖阁拍案，烛火将他的影子投在“朱”字匾额上微微晃动。 这位曾因饥饿啃过树皮的皇帝比谁都清楚，皇家体面再金贵，也抵不过百姓肚皮实在。 当夜，朱元璋召来刘伯温密议。 老儒生翻烂三箱典籍，终于在《周礼·天官》中找到答案：“豕，彘也。” 这个甲骨文中形如侧卧肥猪的古字，早在商周便是猪的正统称谓。 更妙的是，《说文解字》注明“豕”属象形字，与“朱”字毫无关联。 “一字之改，可安天下。” 朱元璋盯着竹简上的“豕”字，突然朗笑出声。 他当即下旨全国公文典籍中“猪”字尽改“豕”，礼部另拟《避讳新例》，命各地学官讲解文字源流。 应天府衙役敲着铜锣走街串巷，秀才们在茶馆开讲“豕”字演变史。 城南李记肉铺连夜重制招牌，城南张屠户把祖传杀猪刀磨得更亮，刀刃刻上新字“豕屠”。 三个月后，市井百姓已能顺口说出“豕肉包子”“豕油灯盏”，连蒙童启蒙读物都新增《豕字歌》：“豕者，彘也，黑毛白蹄，拱地觅食无忧愁。” 朱元璋的微服私访印证了新政成效。 某日他溜达到北城集市，见老农用陶碗喝豕肉汤，油花在汤面漾开金黄涟漪。 “这豕肉炖得烂乎，比往年香！” 老农咂嘴赞叹，浑然不觉身旁布衣客的帝王身份。 “避讳不是捆百姓手脚的绳子，是护佑黎民苍生的盾牌。” 朱元璋在《大诰》中写下这句话时，还特意保留“猪”字在口语中的流通，只要求书面书写规范。 既全了皇家体面，又不断了百姓生计。 更意外的是，“豕”字推广意外拉动民间识字热，私塾先生借机开设文字课，三年间应天府文盲率下降三成。 历史却在朱元璋死后一百二十一年拐了弯。 1520年，明武宗朱厚照南巡回銮途经仪真，忽降口谕：“朕属猪，见豕字晦气，着即日起天下禁猪！” 这道荒唐诏令瞬间掀翻民生根基。 农家把怀孕母猪推下池塘，富户连夜埋掉腊肉存货。 最惨的是祭祀官，太庙供桌前摆着全羊全牛，少了猪牲的三牲祭顿时沦为笑谈。 礼部尚书杨廷和冒死上疏，引经据典痛陈三大弊病。 《周礼》明载“太牢以豕为首”，江淮农户靠养猪抵税，禁猪等于断生计。 孔子曰“不讳嫌名”，同音字本不必避。 朱厚照在豹房读到奏疏时，正搂着波斯猫啃烧鹅。 他提笔朱批“朕意已决”，却不知仪真县令已偷偷把猪崽藏进官仓。 这场闹剧仅维持百日，便在遍地猪尸引发的瘟疫中狼狈收场。 两代帝王的“猪”字风波，揭开中国三千年避讳文化的冰山一角。 从秦始皇改“正月”为“端月”，到汉高祖讳“邦”称“国”。 从唐人避李世民讳改“王世充”为“王充”，到清康熙帝令天下“玄”字缺笔。 权力总试图用文字编织尊严之网，而百姓往往在网中挣扎求生。 “改字如移山，一字千斤重。” 朱元璋的“豕”字改革之所以成功，在于他读懂了三个道理。 寻古籍依据使变革合法化，保留口语习惯不扰民，借机推广识字教育。 反观朱厚照的禁猪令，恰是反面教材。 以帝王私欲凌驾民生需求，用行政暴力践踏礼法传统，最终沦为《明史》里“武宗嬉游，朝政废弛”的注脚。 一字能定江山稳，一笔也可系万家安。 从朱元璋的“豕”字改革到今日的语言文字规范，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执政者需在权力威严与民生疾苦间寻找平衡的永恒命题。 主要信源：（微信公众平台——明朝皇帝都姓“朱”,老百姓要杀猪怎么办?朱元璋只改一字巧妙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