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年前的今天我赌气带300块钱从广东到上海、到上海下车租了一晚上旅馆还剩下10

十六年前的今天我赌气带300块钱从广东到上海、到上海下车租了一晚上旅馆还剩下10块钱买5块钱千层饼还剩下5块钱、然后上一辆公交车售票员问我到那里、我说五块。售票员大姐盯着我看了两秒，肥厚的眼皮往下耷拉着，把车票啪地拍在我掌心：“坐到底，别瞎按门铃。” 十六年前的今天，我攥着皱巴巴的三百块站在广州火车站，身后是母亲摔碎的瓷碗和“有本事别回来”的哭喊，身前是绿皮火车哐当哐当撞向未知的上海。 旅馆的白床单沾着霉味，十块钱买的千层饼还温乎，碎屑掉在牛仔裤缝里，我蹲在公交站台数剩下的五块硬币，边缘被汗渍浸得发乌——那是我全身上下最后一点底气了。 公交车像头喘着气的铁盒子靠站，我跟着人群往上挤，售票员大姐的声音从嘈杂里钻出来：“到哪儿？” 我把硬币捏得更紧，喉咙发紧：“五块。” 她盯着我看了两秒，制服第二颗纽扣松了线头，肥厚的眼皮往下耷拉着——那不是不耐烦，是把怜悯藏进了松弛的皮肤里。 “啪”一声，硬壳车票拍在我掌心，带着她手心的温度：“坐到底，别瞎按门铃。” 我攥着车票往后挪，车开动时惯性让我撞在扶手上，饼渣从裤袋掉出来，前排阿姨回头看了眼，又默默转回去。 那五块钱能走多远呢？后来我才知道那趟公交从外滩开到郊区，全程要一个半小时，票价至少十二块。 车过南京路时天暗了，霓虹灯光在车窗上流动，我数着自己的影子被拉得老长，忽然想起刚才买票时，大姐抽屉里露出半袋没拆封的饼干，和我手里的千层饼一个牌子。 那天晚上我在终点站的长椅上缩了一夜，车票被体温焐软，边角卷成小喇叭。后来我在上海摆过地摊、送过外卖，每次路过公交站，总想起那双耷拉的眼皮——原来陌生人的善意，有时藏在“别瞎按门铃”的不耐烦里。 去年在地铁站帮一个翻遍口袋凑不齐票钱的小姑娘补了差价，她红着脸问我联系方式要还钱，我说：“下次看见有人攥着硬币手足无措，你也帮一把就行。” 今天路过公交调度站，看见穿制服的大姐在给司机递保温杯，阳光落在她松弛的眼尾，像极了十六年前那个把五块钱车票变成全程票的人。 车票早丢了，但那天掌心的温度，好像一直没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