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韩国青年朴兴肃以一敌七，打败了七名拆迁人员，并捶杀其中五人。 这起

1977年，韩国青年朴兴肃以一敌七，打败了七名拆迁人员，并捶杀其中五人。 这起发生在光州无等山的血案，至今仍被韩国社会视为那个时代的一道伤疤。 一个原本被邻里称赞的青年，为何会举起铁锤走向极端，这背后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朴兴肃的童年是在全罗南道的贫困农村度过的，1954年出生的他从小就知道生活不易。 父亲早逝后，母亲独自抚养着几个孩子，家里的土坯房一到雨天就漏个不停。 本来想靠读书改变命运的他，成绩一直是全校第一，梦想着成为一名检察官，可现实不允许，13岁那年还是辍学了，开始挑水砍柴帮衬家里，肩膀上的老茧比同龄人厚了不少。 1971年，18岁的朴兴肃跟着母亲搬到光州，在无等山脚下搭了间棚屋。 为了活下去，他在码头扛过麻袋，在工地挖过土，每个月挣8000韩元，换算成当时的人民币也就50来块。 空闲时，他喜欢模仿李小龙电影里的动作练拳脚，还经常徒手爬上无等山摘果子分给邻居，大家都叫他"塔赞"，韩语里是猴子的意思，说他身手灵活得像山里的猴子。 那片棚户区住着不少像他这样的贫困移民，平时谁家屋顶漏了、没水喝了，大家都会互相帮衬，只是谁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能过多久。 1977年的春天，光州要承办全国运动会，政府说要美化城市，把无等山的棚户区划成了"清理对象"，给了7天期限让所有人搬走。 朴兴肃不是没想过和平解决，他带着居民们去递了三次请愿书，希望能多给点时间，或者给个安置的地方，可官员就一句话"政策就是政策"，转头就让拆迁队把水电都断了。 当时的韩国社会，拆迁队暴力清场是常有的事，后来有资料统计，1975到1979年那几年，全国因为拆迁闹出的流血冲突就有37起，每次政府都说是"维持治安"。 4月20号那天，拆迁队带着汽油上了山，先点着的就是朴兴肃家的棚屋。 那里面有他攒了5年的137万韩元，是准备给弟妹交学费的钱，差不多相当于当时公务员8个月的工资。 母亲当场就昏了过去，看着被烧光的家，朴兴肃彻底崩溃了。 他从工地抄起一把铁锤，朝着拆迁队的人冲了过去，20分钟的时间，5个人没了气，2个人重伤，血溅得到处都是。 警察来的时候，他就坐在地上，手里还攥着那把沾血的锤子。 被捕后，朴兴肃没请律师，也没为自己辩解，就在认罪书上写了一句"我杀了人就是违法"，字迹工整得像学生作业。 他心里可能比谁都清楚，在那个年代，底层人的命根本不值钱。 1977年12月，汉城地方法院判了他死刑，没采纳什么防卫过当的说法，转年3月20号就执行了绞刑。 当时的报纸都管他叫"暴力恶棍"，没人提拆迁队纵火的事，毕竟那时候的媒体都在政府手里捏着。 朴兴肃死了，可他的家人还得活着。 母亲靠给人洗衣勉强糊口，弟妹们全都辍了学，在街头捡废品过日子。 最小的妹妹朴顺玉1983年因为营养不良没了，死的时候才12岁。 而那年光州全运会花了120亿韩元，相当于当时韩国GDP的0.3%，分给棚户区居民的拆迁补偿却只有每人5万韩元，连搬个家都不够。 1980年光州事件后，有人开始重新提起朴兴肃的事，说那根本就是体制暴力的预演。 到了90年代韩国民主化，学界把他的案子当成研究威权体制下底层反抗的样本。 2010年，光州市立博物馆还专门设了个"棚户区记忆展区"，墙上挂着朴兴肃的照片，旁边写着"一个时代的牺牲者"。 如今无等山脚下盖满了新楼，可有些老人路过的时候，还是会想起那个叫"塔赞"的年轻人。 他本来可以有另一种人生，如果那天拆迁队没有放火烧房，如果官员能听进去一句请愿，如果这个社会对底层多一点善意。 如此看来，朴兴肃的悲剧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错，而是整个时代留下的伤疤，提醒着我们发展不能光看高楼大厦，还得看看那些被遗忘在角落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