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戴笠苦苦追求的女神蒋梅英，在上海被人侵害至死，时年71岁。 蒋梅英是浙江镇海人，大家闺秀出身，念过书，有文化。她这人，美得不张扬，但就是让人挪不开眼。 18岁那年，她走在街上，被一个陌生男人拦住了。对方自称是英美烟草公司的，想请她拍广告。蒋梅英一开始是不乐意的，架不住对方软磨硬泡，再加上那个年代思想刚开化，她也就点头了。 照片印在了“美丽牌”香烟的壳子上。这烟一上市，瞬间卖断了货。好多大老爷们儿买烟不为抽，就为了剪下那个烟壳子收藏。 她成了旧上海名副其实的“顶流”。 据传，戴笠曾不仅一次向蒋梅英示好，车接车送，又是请跳舞又是送礼物。但蒋梅英是个明白人。她知道，那种泼天的富贵和权势，往往伴着万丈深渊。 她婉拒了戴笠，转身嫁给了叫周君武的普通职员。周君武虽然没权没势，但为人踏实，两口子过得和和美美，生了一儿一女。 解放后，蒋梅英留在了上海。丈夫去世后，她独居在延安西路的一间老房子里。虽然日子过得简朴，但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优雅，怎么也遮不住。 在那条弄堂里，邻居们提起蒋梅英，都要竖大拇指：皮肤白得像瓷器，腰杆笔直，看着就像四十出头。 可她万万没想到，这份被时光优待的美丽，竟然成了引狼入室的诱饵。 盯上她的，是刚转业到当地派出所的民警，周荣鹤。 这一年，周荣鹤26岁，正值壮年；蒋梅英62岁，风韵犹存。 1974年8月的一天，周荣鹤穿着制服，敲开了蒋梅英的家门。 他借口“查户口”、“关心孤寡老人”，大摇大摆地坐进了蒋梅英的客厅。 他开始问些不三不四的话：“你以前怎么认识戴笠的？”“有些事要交代清楚。” 蒋梅英是个体面人，哪受过这种盘问，但也只能客客气气地应付。 就在周荣鹤起身要走的时候，他突然凑过去，在蒋梅英耳边低声说：“今天的事，不许说出去。”紧接着，他强行抱住蒋梅英，在她脸上亲了一口，又在她身上乱摸了一把。 对于62岁的蒋梅英来说，这是奇耻大辱。 她气得浑身发抖，事后写了一封检举信，想要讨个公道。可信写好了，她又犹豫了。她怕，怕事情闹大，怕被人指指点点，更怕遭到报复。 最后，这封信虽然寄到了分局，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蒋梅英也在信里留了余地，她说：“只要他改过自新，毕竟是人民内部矛盾，就不追究了。” 她的一时心软，给九年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时间一晃到了1983年。 这一年，中国法治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严打。 那阵势，雷厉风行。很多以前看来不算大事的流氓行为，在“严打”期间都可能面临重判。 此时的周荣鹤，已经今非昔比。他凭着钻营，一路升迁，成了长宁公安分局的团委书记，还是局里的重点培养对象，仕途一片大好。 但他心里有鬼。 他在当民警期间，利用职权欺负过的女性，不止蒋梅英一个。严打的风声越紧，他就越害怕。他先后用钱封住了其他几个受害人的口，唯独对蒋梅英，他心里没底。 毕竟，蒋梅英手里握着那封多年前的检举信，那是他的催命符。 1983年10月21日晚上，周荣鹤骑着自行车，再次来到了延安西路。 这一年，蒋梅英71岁。 当她打开门，看到那张九年前的噩梦面孔时，整个人都僵住了。 周荣鹤进门后，压低声音说：“蒋阿婆，我是来道歉的，以前的事，千万别往外说。” 蒋梅英虽然年纪大了，但脑子清楚。她警惕地退后，大声说：“我不追究了，你走吧！” 两人的声音越来越大，隔壁邻居的门锁响动了一下。这一响，成了压垮周荣鹤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怕了。他怕邻居听见，怕蒋梅英喊叫，怕自己那一身警服保不住。 周荣鹤猛地冲上去，一把捂住了蒋梅英的嘴，另一只手死死卡住她的脖子。 71岁的老人，哪里是壮年男子的对手？蒋梅英拼命挣扎，双腿乱蹬，但在绝对的力量悬殊面前，一切都是徒劳。 渐渐地，蒋梅英不动了。 这位在旧上海惊艳了时光的美人，就这样在惊恐和窒息中，凄凉地离开了人世。 案发第二天，邻居发现蒋梅英被害，报了警。 这案子一开始并不好查。现场没有明显的财物丢失，蒋梅英平时深居简出，也没什么仇家。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蒋梅英的儿子从外地赶回来奔丧。他向专案组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母亲生前曾提到过，有个姓周的户籍警侮辱过她，她还写过检举信。 专案组立刻调阅档案，果然在堆积如山的旧文档里，找到了那封尘封了9年的信。 嫌疑人锁定了：周荣鹤。 这时候的周荣鹤，还在局里装得跟没事儿人一样，甚至还假模假样地打听案情。 为了不打草惊蛇，警方设了个局，把周荣鹤叫到申江饭店“开会”。 面对老刑侦的审讯，周荣鹤很快就崩了。他以为自己只是“作风问题”，没想到警方已经掌握了命案的线索。在强大的心理攻势下，他交代了杀害蒋梅英的全过程。 1985年7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周荣鹤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声枪响，结束了这个“衣冠禽兽”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