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6年，王安石被撸了宰相，贬为江宁知府。在江宁干了几年后，感觉心灰意冷，不禁

1076年，王安石被撸了宰相，贬为江宁知府。在江宁干了几年后，感觉心灰意冷，不禁萌生退意。于是给朝廷打了个报告：“我身体不好，申请回家休养。” 而王安石离开汴京时，只带了几个随从和几箱书。 马车驶出城门时，他回头望了望巍峨的宫墙，那里有他奋斗了十年的变法理想，如今都成了过眼云烟。 在抵达江宁后，王安石在城东白塘一带买了块荒地。 这里距城七里，距钟山也七里，正好处在半山腰，于是他给新家取名“半山园”。 然而园子简陋得连围墙都没有，只有几间能遮风避雨的屋舍，看上去更像路边的旅店，而非昔日宰相的府邸。 其实王安石初到江宁时，心情复杂。 他一方面为变法的失败感到痛心，另一方面又对能远离朝堂斗争感到一丝解脱。 而作为地方官，他并没有完全放弃政务。 到任不久，他就发现秦淮河年久失修，经常泛滥成灾。 于是，他亲自勘察河道，组织民夫疏浚淤泥、修建堤坝。 而不同于一般官员只动嘴不动手，王安石常穿着便服到工地查看，甚至和工人们一起吃粗茶淡饭。 不仅如此在江宁，王安石还兴办书院，邀请学者讲学，并亲自授课。 而他为书院题写“求志堂”匾额，取“君子求诸己”之意。 这似乎也是他对自己的鞭策，在外界不可控时，至少可以把握自己的内心。 那半山园的生活简单而规律。 王安石不再穿着官服，而是改穿布衣，骑着毛驴在乡间漫游。 谁能想到这身打扮的就是当年权倾朝野的王宰相。 有人劝他乘轿子，认为这样更符合他的身份。 然而王安石却严肃回答：“古之王公，至不道，未有以人代畜者。” 因为在他眼中，人不能为彰显身份而虐待牲畜，这种平等思想在当时实属难得。 半山园虽然简朴，但王安石亲手种植了梅花、竹子等植物。 这梅花或许正是他自身的写照，在政治严寒中，依然保持着高洁的品格。 在半山园，王安石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执着于“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激进立场，而是开始反思变法中的得失。 一次，地方官员前来汇报，说青苗法在某个县引发了争议。 但是王安石没有像以往那样极力辩护，只是轻声叹了口气，眼中满是无奈。 这种反应，来自他对政策执行偏差的深刻认识。 之后王安石将更多时间用于读书著述，尤其专注于《字说》的编撰。 在给女婿蔡卞的诗中，他写道：“老来厌世语，深卧塞门窦。” 虽然表面上看，他似乎已厌倦世事，但实际上，他依然关心着国家命运。 “尧、桀是非时入梦，固知余习未全忘。” 这句诗透露了王安石内心的矛盾，他试图超脱世俗，但政治的是非成败仍会入梦来。 而这种矛盾心理，贯穿了他的整个晚年。 1084年，王安石与苏轼的半山园相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段佳话。 两人原本政见对立，苏轼曾因反对新法被贬。 当苏轼到来时，王安石骑着毛驴，穿着便装前去迎接。 而且这次会面，两人不谈政事，只论诗文佛法。 他们同游钟山，诗文唱和，相处月余。临别时，王安石甚至劝苏轼在金陵买房做邻居。 苏轼感动地写下“从公已觉十年迟”的诗句，表达了对王安石的敬佩与惋惜。 这次会面展现了王安石胸怀的宽广。 他能抛开政见分歧，纯粹欣赏苏轼的才华，这种超越政治恩怨的交往，在今日看来仍显难能可贵。 在1084年，王安石生了一场重病，甚至一度昏迷不醒。 而在病愈后，他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将半山园捐出，改建为佛寺，名为“报宁禅寺”。 这一举动意味深长。 要知道半山园是他晚年心血所在，捐赠寺院既表达了他对佛教的虔诚，也体现了他对百姓的关怀，希望这座园子能为更多人提供心灵庇护。 捐赠后，王安石在秦淮河畔租了一处小院居住，连自己的宅邸都不再拥有。 这种淡泊物欲的生活态度，与他当年位极人臣时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王安石的内心并未真正平静。 当他听说司马光要废尽新法，特别是要废除免役法时，不禁拍床而起：“咋能这样！ 我与先帝议之二年乃行，无不曲尽！” 可见他对变法成果仍念念不忘。 1086年四月初六，王安石在钟山脚下的半山园病逝，他的葬礼十分简单，没有隆重的仪式，只有家人和几位学生守灵。 根据他的遗愿，墓碑上只刻了“故人王安石之墓”六个字。 这种简约，与他曾经的显赫地位形成鲜明对比。 王安石去世后，人们对他的评价两极分化。 有人赞他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也有人批评他的变法过于激进。 但无论如何，他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廉洁自律的品格，赢得了广泛尊重。 其实人生的价值不仅在于取得了什么成就，也在于如何面对挫折与失败。 而从锐意改革的“拗相公”到淡泊明志的“半山居士”，王安石用一生诠释了：真正的强大，是既有改变世界的勇气，也有接受失败的豁达。 主要信源：（《宋史》《续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