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胡书记的得力助手，担任过贵州省委书记，临终请求葬回故乡 他曾是胡书记的得力助手，担任过贵州省委书记，临终请求葬回故乡 2010年5月的乌蒙山，雨丝飘得又细又密。 307国道两旁站满了人，没人举横幅，也没放哀乐，大家就静静站着，看着一捧骨灰从北京来的车上抱下来。 骨灰的主人叫朱厚泽，当过贵州省委书记，也做过中宣部部长。 可他临终只留了句硬话，墓碑上啥都别写，就刻“朱厚泽1931—2010”七个字。 见过要虚名的官，没见过主动摘干净头衔的。 他从山里走出去，就没忘过自己是谁。 1931年，朱厚泽出生在贵州织金的一个普通人家。乌蒙山的石头坡养出了他坚韧的性子，也让他早早见识了山里人的苦。小时候跟着父亲走村串户，看到乡亲们住着漏风的茅草屋，吃着掺着糠的杂粮，冬天连双像样的鞋子都没有，他心里就埋下了“要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的念头。16岁那年，他瞒着家人参加了革命工作，从基层的文书做起，一步步靠着踏实肯干往上走，身上始终带着山里人的实在。 在贵州工作的那些年，朱厚泽的名字几乎和“务实”二字绑在了一起。上世纪80年代初，他担任贵州省委书记时，贵州还是全国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之一。很多地方不通公路、不通水电，农民种的粮食够不上温饱，孩子们没钱上学。他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工作人员下基层，三个月跑遍了贵州的80多个县。没有警车开道，没有前呼后拥，就坐着一辆旧吉普车，山路颠簸，常常一身泥一身灰，有时甚至要徒步走几十里路才能到村寨。 有一次在毕节山区，他看到一个村民家的孩子因为没钱治病，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当场红了眼眶。他立刻让了眼眶。他立刻让随行的工作人员联系医院，自己掏出身上所有的钱递给村民。回到省城后，他连夜召开会议，推动建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又牵头搞“扶贫修路工程”，提出“要致富先修路，要脱贫先通水”。那些年，贵州的山路上总能看到他的身影，他和村民们一起扛锄头、修水渠，和村干部坐在田埂上商量脱贫办法，嘴里常说“当官不是来享福的，是来做事的”。 在贵州干部眼里，朱厚泽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领导。当时不少地方流行搞“形象工程”，建大广场、修豪华办公楼，他却坚决反对。有个县想花几百万建县委大楼，被他当场叫停：“把这笔钱省下来，能修十几所希望小学，能让上千个孩子有书读！”他要求各级干部“少开会、多办事，少应酬、多下基层”，自己更是以身作则，办公室里没有豪华装修，吃饭就是简单的两菜一汤，下乡调研从不提前打招呼，就怕基层搞接待、做样子。 后来调任中宣部部长，朱厚泽依然保持着这份朴实作风。当时思想解放的浪潮正盛，他提出“宽松、宽容、宽厚”的工作方针，鼓励学术探讨和文艺创作的自由，为思想文化领域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环境。有人劝他“做事别太激进，要注意分寸”，他却回应：“只要是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益的事，就该大胆去做。”在任期间，他力推文化体制改革，支持优秀作品的创作和传播，很多后来影响深远的文艺作品，都离不开他当时的支持和保护。 无论职位多高，朱厚泽始终没忘自己是从乌蒙山走出来的孩子。他的工资除了维持基本生活，大部分都用来资助贫困学生和家乡的公益事业。老家的亲戚想让他帮忙安排工作，他一概拒绝：“我这个官是人民给的，不是用来谋私利的。”他的儿子女儿，都是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找到工作，没有沾过他的光。退休后，他拒绝了单位安排的豪华住房，选择住在一个普通的老小区里，每天读书看报，偶尔和老街坊下棋聊天，就像一个普通的退休老人。 2009年，朱厚泽被查出重病。住院期间，很多老同事、老部下来看望他，有人提议等他百年后，把墓碑修得气派些，刻上他的历任官职和功绩，他却摇着头拒绝了。他拉着老伴的手说：“我这辈子，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官职是组织给的，功绩是大家一起干出来的，我不能把这些当成自己的资本。我就是朱厚泽，一个从贵州山里走出来的普通人，死后能葬回故乡，陪着乡亲们，就够了。” 2010年5月9日，朱厚泽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按照他的遗愿，家人将他的骨灰带回了贵州织金，安葬在乌蒙山的一处山坡上。没有隆重的葬礼，没有华丽的墓碑，只有一块简单的石碑，刻着“朱厚泽1931—2010”七个字。消息传开后，乡亲们自发来到307国道两旁送别，有的老人带着自家种的蔬菜、煮好的鸡蛋，放在墓碑前，嘴里念叨着“朱书记是个好官啊”。 朱厚泽的一生，是为官者的典范。他身居高位却不谋私利，权倾一方却始终心怀百姓，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那个浮躁的年代，他不追名逐利，不搞形式主义，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本色，这种精神难能可贵。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