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胡适决定携全家离开大陆，但唯独有一人死活也不肯走，他就是胡适的儿子胡思杜。 深秋的北平城已经能嗅到硝烟的味道，胡适站在四合院的台阶上，手里攥着那张蒋介石亲自签发的机票。 身后传来儿子胡思杜带着稚气却异常坚定的声音："爸，这趟飞机您自己走吧。 "空气里瞬间凝固的不仅是父子间的对话，还有那个时代无数知识分子站在命运十字路口的沉重呼吸。 胡思杜小时候得过一场重病，落下了些病根，胡适总觉得亏欠这个小儿子。 请了罗尔纲做家庭教师时，这位后来的史学大家在日记里悄悄记下："思杜这孩子看不得佣人受委屈，有次偷偷把自己的棉衣送给拉洋车的。 "可那时的胡适正忙着在北大讲台上宣讲自由主义，没太在意儿子骨子里那点不合时宜的悲悯。 上海的沦陷岁月成了父子关系的分水岭。 胡适出使美国期间，江冬秀在霞飞路的牌局没断过，胡思杜就在麻将声里混进了一群"进步学生"。 他们传阅着被禁的左翼刊物，在四马路的咖啡馆里讨论"新青年的使命"。 后来胡适把他送进美国大学，这个总考不及格的儿子却给同学写信说："我爹那套自由早过时了，中国需要的是手术刀式的变革。 "1948年冬天的北平围城比想象中更难熬。 胡适在东厂胡同的书房里来回踱步，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刚离开，收音机里正播着解放军入城的安民告示。 "胡适最终还是登上了那架银白色的专机。 舷窗外，北平城的轮廓渐渐模糊，他想起最后一次和儿子谈话时，胡思杜梗着脖子说的那句"国民政府已经烂透了"。 飞机穿过云层时，这位提倡"大胆假设"的学者第一次不敢去想，儿子选择的那条路会通向何方。 留在北平的胡思杜确实忙得热火朝天。 他把父亲藏书里那些"封建糟粕"捆起来送去造纸厂，在土改工作队里跟着农民学插秧，还主动要求去唐山铁道学院教政治课。 同事们都说胡老师没架子，就是偶尔会在深夜的办公室里，对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发呆，那是他小时候和父亲在北大校园里的合影，照片上的胡适正给他指着天上的风筝。 1957年的夏天来得格外早。 胡思杜在鸣放会上提的几条意见，被用红笔圈在学院的大字报栏里。 他站在烈日下看了很久，突然想起1948年那个雪夜，父亲塞给他的那张去南京的火车票。 第二天清晨，同事发现门没锁，窗台上的搪瓷缸里，几朵野花还带着露水。 去年我在国家博物馆的"近代文献展"上，见到了那支钢笔。 笔帽上的划痕清晰可见，金属笔夹已经氧化发黑。 展柜的另一边，隔着玻璃与它相望的，是胡适1958年在台湾写《自由中国》发刊词时用的玳瑁眼镜。 两种命运，一个时代，都凝固在了那个转身的瞬间。
